而国家非专属财产在进入民事活动领域之前，亦属于公有物或者公用物，同样也不具有民事上的强制执行性和适用物权法有关物权公示、善意取得、取得时效等具体规则。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物权法上规定的国家所有权与私人财产所有权具有重大的区别，其不仅在权利创设根据上完全不同（私人财产所有权需权利人参加民事活动方可取得），而且，作为公有物或者公用物，国家财产所有权代表了国家利益即社会公共利益。质言之，尽管我国物权法对于国家财产所有权做出了具体规定，但鉴于国家财产所有权特有的产生方式和存在目的，其与私人所有权并不处于同一法律关系领域（国家所有权存在于公法领域，主要由行政法等公法调整；私人所有权存在于私法领域，主要由民法调整），故国家所有权与私人所有权虽然在物权法上被并列规定，但不能将之理解为其相互之间居于完全平等的法律地位。在此，民法上的“财产平等”与民法对各种财产实行“平等保护”并非同一原则。民法上的“财产平等”，指的是任何民事主体的财产权利均不得享有任何特权。由于国家所有权是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国家利益的载体，故此种利益的法律地位当然高于私人利益。据此，国家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得强行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或者私人财产，将之变为国家所有权；或者通过强行拆迁私人房屋而强制消灭他人之不动产所有权；或者基于公有物（如军事设施）使用的需要而限制私人不动产权利的正常行使。对此，笔者撰文曾指出国家财产所有权具有公权利性质[2]，此种性质，并不因《物权法》第45条至第52条的规定而有所改变。与此不同，民法对包括国家所有权在内的各种财产的“平等保护”，指的是任何财产（无论作为公共利益载体的财产还是作为私人利益载体的财产）一旦遭受侵害，均不因财产性质的不同而在民事救济手段或者方式上有任何区别。为此，物权法对国家所有权和其他所有权实行平等保护的原则，不等于肯认国家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具有同等性质。
二、对《物权法》有关公法人以及国家投资的企业法人财产权之规定的评价
（一）进入民事领域的国家财产的权利表现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