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力先生最近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资本主义法治思想的比较》，这一篇文章也是苏力在全国政法系统培训上的讲稿。苏力原先翻译波斯纳作品，研究法律与文学，也自诩曾有诗人之梦。于是，很多读者误以为苏力独居于象牙塔之中。当苏力在比较社会主义法治与资本主义法治，尤其是文章中的一些话语，比如“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时代特征决定了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就有读者称他为“御用文人”。这是一种人格攻击式的言辞，是对苏力本人的不尊重，应该受到批评。其实，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苏力还是苏力，因为苏力的作品主脉络就是解决中国问题，试图有自己的贡献。如果苏力只想研究西方思想，那么他完全可以只做翻译，甚至移居西方国家，过起逍遥快活的小日子。苏力学成回国后，就一直在拷问自己“什么是你的贡献”，然后才有了《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在《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苏力的出发点是中国实际，解决的是中国问题。只是当时的苏力对中国实际了解甚少，于是选择了个案，从中分析个所以然。分析的过程虽经不起推敲，但是苏力所做的努力很有贡献。苏力也借此独树一帜，成就“本土资源论”。之后苏力也曾经深入社会实际调查研究，比如《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总之，苏力一直在努力作出贡献。这回，苏力的新作与之前的作品是一脉相承的，没有超出本土资源的基本论调。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资本主义法治思想的比较》这一篇文章，分成三部分，分别是“一、资本主义法治的基本观点、发展和社会背景”、“ 二、在中国社会背景下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三、坚持、实践和发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文章论述的基本逻辑思路是，西方法治思想是在相应的时空中成长起来的，解决的是西方历史上具体的时间具体的地点问题。同样，中国当下的法治建设也有特定的时空性，必然导致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西方法治理念的不同，所以必须探讨中国当下法治理念，就必须从国情出发，而不是西方的月亮都是圆的。

　　苏力的逻辑似乎无懈可击，既要借鉴中华传统文明和西方法治的经验，又要从实际出发，做到实事求是。可问题在于，以既成的事实为出发点，就是实事求是？

　　按照苏力的逻辑，中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已经是共产党领导，已经是政治协商制度，所有这一些，是“近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的总结”。由此出发，才是实事求是。苏力有一潜在前提，中国不走社会主义大路，中国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过去的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从而也意味着在未来的日子里，也是不可行的。这是一种先验式的论述方法。譬如，美国的共和党领导美国蒸蒸日上，未来的美国，如果没有共和党的领导，是不行的。苏力把现有的事实当作颠扑不破的奠基，然后由此出发，这不是实事求是。苏力也明白，只有与时俱进的实事求是才是真正的实事求是。那么，现有的政治实际存在，只能是现有的法治框架的依附，并不能是未来法治框架的前提。未来的法治框架，不是现在就可以一劳永逸地提前界定。把未来留给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