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典体例选择至关重要，因为它涉及到法典的形式，拟人化地说，它关系到民法典出生后的相貌和外表。但与此相比，更重要的是民法典的孕育宗旨和追求的价值观。编纂体例是“帅不帅”的问题，编纂宗旨和价值观则是“可爱不可爱”的问题。此时，似乎不得不提及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法编篡时修订法律大臣的奏疏。当时，修订法律大臣俞廉三、刘若曾宣统三年九月初五日的奏疏中，申明了民法典的编辑宗旨。可以不厌其烦地抄录如下：
其一，注重世界之普遍法则。瀛海交通于今为盛，凡都邑钜阜，无一非商战之场，而华侨之流寓南洋者，生齿日益繁庶，按国际私法向据其人之本国法办理，如一遇相互之诉讼，彼执大同之成规，我守拘墟之旧习，利害相去不可以道理计。是编为振斯弊，凡能力之差异，买卖之规定，以及利率时效等项，悉采用普通之制，以均彼我而保公平。
其二，原本后出最精确之法理。学术之精进由于学说者半，由于经验者半，推之法律，亦何莫不然？以故各国法律愈后出者最为世人注目，义取规随，自殊剽袭。良以学问乃世界所公，初非一国所独也。是编关于法人及土地债务诸规，采用各国新制，既原于精确之法理，自无锉枘之虞。
其三，求最适于中国民情之法则。立宪国政治几无不同，而民情风俗一则由于种族观念，一则由于宗教之支流，则不能强令一致，在泰西大陆尚如此区分，引其为亚欧礼教之殊？人事法缘于民情风俗而生，自不能强行规抚，致贻削趾就靴之诮。是编凡亲属婚姻继承等事，除与立宪相背酌量变通外，或本诸经义，或参诸道德，或取诸现行法制，务期整觞风纪，以维持数千年民彝于不弊。
其四，期于改进上最有利益之法则。文子有言：“君者盘也，民者水也，盘圆水圆，盘方水方。”是知匡时救弊，贵在转移，拘古牵文，无裨治理。中国法制历史大抵裨贩陈编，创制盖寡。即以私法而论，验之社交非无事例，征之教条，反失定衡，改进无从，遑谋统一？是编有于斯，特设债权物权详细之区域，庶几循序渐进，冀收一道同风之益。[10]
此次民法典起草于1911年底完成，称为“大清民律草案”，是现代中国民法开始的标志。可惜的是，该部法典尚未颁行，清王朝即被辛亥革命推翻。但经过此次法典之编纂，欧陆民法尤其是德国民法的编篡体例及民法思想、理论、制度、规则等民法文化却被引入中国。显然，这对此后中国民法法典化意义甚巨。然而，法律修订大臣在百年前的奏疏中表达出来的民法典孕育宗旨，在今天的中国法典化过程中，依然具有强大生命力。尽管此时之社会现实与彼时编纂背景已“今非昔比”，但大臣所谓“注重世界之普遍法则”、 “原本后出最精确之法理”、 “求最适于中国民情之法则”、 “期于改进上最有利益之法则”的四大编纂价值观，完全可以概括甚至“盖过”今日民法学者对民法典立法指导思想的所有阐述。
据此，中国民法典出生后，所导致的结果，已远远不是现在正存活的民事单行法律的死亡，而是要光荣地完成如下使命：全面注入平等理念、自由理念、主体理念、权利理念、诚信理念、契约理念、程序理念等民法理念；通过先进民事法律制度的科学设计，规范民事法律概念的科学确立、严谨民事法律体系的科学建构，为民事法律适用提供运用方法和逻辑等方面内容的服务，以最终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稳定而健康的私法秩序。总之，新中国60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妇女、劳工、消费者以及中小企业等社会弱势群体地位的演进，现行民事单行法的成长发育，以及面对1999年三部离世民事法律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哀伤，我们真正期待中国民法典能够：维护中国人的尊严、保障中国人的自由，表彰中国人的“生而平等”和“死而平等”，况正中国社会公平正义！
2009年3月17日上午、下午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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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绍章，笔名土生阿耿，上海政法学院法律系民商法教研室教师。
【注释】 因婚姻家庭干线被认为不属于民法，因此亲属编被排除在外。第二编仅规定所有权，而非物权。但这种立法体例属于德意志式之变种。
中国民法典的生育，要想实现所谓21世纪世界民法典的典范梦想，就必须有高质量的上乘精子和卵子之结合。所谓民法典之精子者，我以为就是社会经济条件尤其是市民社会之生成；所谓民法典之卵子者，我以为就是法学家的民法学思想和理论。社会经济条件表现多元化，无数市民社会之因子（精子），只要遭遇一个健康成熟的民法学理论（卵子），即可成功孕育民法典。可惜，新中国成立60年，市民社会尚未生成，民法理论也远未成熟。如此劣质精子和卵子，不可能指望其结合孕育出一部经典的民法典。
所谓“敏感问题”，本质上并非问题自身敏感，也并非参与讨论者敏感，而是管理敏感问题的有关当局敏感。关于“敏感”的详细分析，参见李绍章：《我不敏感你敏感》，载《法律博客》，2008年10月29日“土生阿耿”。
江平：《民法典纵横谈》，载《政法论坛》2003年第1期。
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4—15页；王利明：《关于我国民法典体系构建的几个问题》，载《法学》2003年第1期。
参见徐国栋主编：《绿色民法典草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北川善太郎：《关于最近之未来的法律模型》，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6），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86—287页。
参见郭明瑞、房绍坤、唐广良：《民商法原理》（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页。
参见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16—219页；大木雅夫：《比较法》，范愉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02—205页。
杨鸿烈：《中国法律发达史》（下册），上海书店1990年，第906—907页，转引自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