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政策提振了民事立法的生育高峰，可谓盛况空前。可以说，长期以来，我国内地一直采用单行法的形式调整民事关系。但针对前文总结的生死状况，有必要再具体分析各种状态的成因。新中国民事法律之所以年龄偏小，无疑是由于民事立法走过的曲折道路所致。山路弯弯山路长，从新中国成立到1986年
民法通则的出生，历经37年！1980年
婚姻法之前的31年，民事立法几乎处于空白。30多年的生育期作废之后，民事立法集中于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目前年龄最大的民事法律只有29岁了。
中国民事法律的身材为何普遍矮小？这应该从生育主体即立法机关寻找原因。根据生育遗传规律，在基因不发生变异的情况下，什么样的种子孕育出什么样的果子。立法机关在培育受精卵时注入的是“宜粗不宜细”的生育思想，因此法律条文过于简单、抽象，不仅许多民事关系进入不到民法调整的视野，得不到民法的调整。每出生一部民事法律，身高不到100CM，也就再正常不过了。
中国民事法律为何体弱多病？前文已经指出，新中国民事法律中，因病住院治疗或者接受健康诊服务者居多。为什么年纪轻轻却多病缠身？有的甚至刚出生不久就被送往医院，几乎达到了“抢救”的程度。按理说，法律具有稳定性，尤其是民事法律，其稳定性应是强于作为具有“进步性”特征的商事法律的。但之所以出现历经修改或曰“住院治疗”这样的生存状况，是因为立法当初的急于求成，以及社会环境变迁频繁。可以说，中国民事法律仓促出生者多，这样难免会出现各种疾患，有的民事法律甚至是残疾法律，缺胳膊少腿，翻译成学理术语就是“立法空白”较多，只能靠修订治疗，填补这些空白。但修修补补过于频繁，似也影响到了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
中国民事法律为何“80后”居多？这似乎又回到了民事法律生育的早期背景上了。前文已经提到，改革开放政策出世后，大量民事经济关系需要法律调整，而彼时正直80年代，所以孕育出了大量“80后”民事法律。当然，限于当时生活水平，与“90后”的民事法律相比，“80后”的民事法律存在营养不良的显著缺陷，于是只能指望健康诊疗服务和住院手术治疗的方式，来补充能量、加强营养。
中国民事法律为何季节性生死明显？从出生季节来看，春季降生者为6部，占到民事法律的50%。原因也不难理解，因为狭义上的法律可以分为基本法律和非基本法律，基本法律是全国人大制定，非基本法律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全国人大的召开时间通常都是在每年的“阳春三月”，在这个季节，全国人大代表云集北京，共商国是，其中就包括审议法律草案或者修正草案。因此，春季降生的民事法律占据的比例较大。由此也可以解释民事法律中双鱼座和牧羊座较多这一星座现象了。
中国民事立法生产难易程度和社交程度的差异，也是有据可查。有的民事法律涉及行业利益、部门利益，难免会有利益之争；有的民事法律意识形态色彩较为浓厚，或者说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无论是征求意见还是审议，都会触及一些所谓“敏感问题”；[3]有的民事法律则与百姓生活休戚相关，伦理性色彩浓郁，由于不同群体价值观的不同导致认识上的差异，如
婚姻法修正草案在全民讨论时，就遭遇“捉奸”问题的激辩；此外，现代立法趋向于民主立法，征求意见的规模和程度空前未有，这也导致了有些民事法律出生难的现象。社交上的差异，要么与民事法律本身之性格有关，要么与民事法律的读者喜好有关，要么与社会经济关系中的纠纷发生概率有关，这些因素都会导致民事法律的社交圈大小不等。
四、新中国民事法律前景展望
整体来说，我国现行民事立法落后于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发展，不能满足不断出现的日益纷繁复杂的经济生活的需要。一个民商法大家庭中，兄弟多达十个，这种单行立法的显著缺陷就是重复多、冲突多。与此同时，“80后”立法带有计划经济的烙印，与国际通行作法脱轨。因此，孕育一部中国民法典，已经成为共识。
但中国民法典应采取何种立法体例，则存在认识上的差异。有学者主张我国应当制定一部开放型或松散型的民法典，认为主体地位和资格的开放应是整个民法典开放的基础，民事权利的开放应是一部开放型民法典的灵魂，民事行为的开放自由应是开放型民法典的主线，民事责任的开放则是为了给予受害人多样化的救济手段。[4]有学者则认为我国应制定一部具有严格逻辑性和体系性的民法典。至于体系，有主张采德国潘德克顿模式者，[5]有主张采取瑞士或荷兰民法典的模式者。[6]
需要指出，近代民法迈向现代民法，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法典化。现代民法始于20世纪，基本上是对近代民法的原理、原则进行修正、发展的结果。[7]当然也有学者认为现代民法始于《德国民法典》。[8]但多数学者依然将德国民法典划为近代民法代表之一，称德国民法典是“一个历史现实的审慎终结，而非一个新的未来的果敢开端”，“与其说是20世纪的序曲，毋宁说是19世纪的尾声”，“并非20世纪之母而是19世纪之子”。[9]然而，抛开围绕德国民法典的近现代民法划分之争，单从其内涵来看，这部资本主义民法典的影响力不仅局限于资本主义世界，更是全球性经典民法典。中国民法典的孕育必须借鉴公认的最先进的民法典；从语言的通俗性和可读性上来说，德国民法典确实存在语言晦涩难懂的“弊端”，与其说它面向德国普通大众，不如说它面向的是法律职业者（法律家）。而相比之下的法国民法典，语言则生动明朗、浅显易懂，它面向的是法国大众。然而，法典的读者是谁以及应该是谁，这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就我个人看法，中国民法典的语言，未必效仿德国民法典语言的晦涩，但至少应走规范化之路，维护法律术语的权威，而不能一味追求通俗化，迎合所谓“让来百姓看得懂”的立法政策倾向和浅薄的亲民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