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生产难易程度参差不齐。新中国60年来，中国民事法律之出生在整体上经历了艰难的过程。尤其在民法通则颁布之前，中国民法典的孕育经历了曲折过程，但最终均以流产告终。在世的10部民事单行法，有的顺产，有的则非常难产，例如物权法的出生就非同寻常：一年又一年，审议紧相连；待到临产时，遭遇巩献田。当然，不得不提及的是，世纪之交，曾有出台中国民法典的雄心壮志，但最终还是胎死腹中。目前，侵权责任法正在孕育，国人正期盼其欢喜来世。

　　10．社交环境差异较大。法律被拟人化后，完全可以说，作为中国的民事法律，也有其社会交往，并形成了其“社交圈”。有的民事法律在普通百姓中的人缘好，知名度高，如婚姻法，家喻户晓；有的则身份显赫，与法官交往密切，如民法通则与合同法，在民事审判中适用极为频繁，不仅如此，这些民事法律还倍受考试机关青睐，如在国家司法考试中占有较大比重；有的则专门喜好在某些特定领域交往，如作为调整智力成果的三大单行知识产权法，主要活跃于文学艺术领域和工商业领域；有的年龄太小，百姓还不大熟悉，如物权法刚出生时，尽管到处都在宣传这个“新生儿”，但还是有人记不住它的名字，甚至管它叫“物业法”；有的经常受到冷落，甚至招致打骂，如统一合同法之前三足鼎立的技术合同法、经济合同法和涉外经济合同法，不仅相互之间有冲突，而且还不讨人喜欢，最终都没有逃脱死亡的命运。

　　三、新中国民事法律生死状况成因分析

　　面对新中国民事法律的生死状况，人们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呢？这恐怕要先回顾一下新中国成立后民事立法的整体状况。新中国成立后，民国时期的六法全书被废除，民法典是六法全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祖国大陆黯然失效。1950年第一部民事法律——婚姻法降生，该部民事法律清扫了大量封建婚姻制度，完全可以说是反封建的一项重要民事法律成果。此后，立法机关准备孕育社会主义中国民法典，先后经历了三次起草工作，形成了四稿195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着手起草我国的社会主义民法典，1956年完成草案，分总则、所有权、债和继承四编，共525条，体例采《苏俄民法典》的模式，[1]此后由于发生反右、整风等政治运动，导致民法起草工作被迫中断。196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第二次起草民法典，至1964年7月，草拟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试拟稿）》，包括总则、所有权、财产流转三编，共262条，其内容实际上是当时的经济与民事政策的条文化，但颇为类似法国民法典体例。这次民法起草工作因“四清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中断。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第三次起草民法典，先后草拟四个民法草案，1982年5月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四稿）》，分为八编，共465条：第一编民法的任务和基本原则；第二编民事主体；第三编财产所有权；第四编合同；第五编智力成果权；第六编财产继承权；第八编其他规定（包括民事责任、期限和诉讼时效以及民法的适用范围等）。这一编写体例仿效苏俄1964年新民法典和匈牙利民法典。

　　上述三个民法草案，因为政治运动、集权型行政经济体制及学术观点分歧等原因，均未能颁布施行。如此气候，民法典不可能顺利出生。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改革开放”，社会进入了又一轮转型期。经济体制改革刚刚起步，经济社会生活变幻莫测，各种关系纷繁复杂，不具备孕育民法典的经济社会条件；法学研究长期停滞，没有一套体系化的成熟民法理论，不具备孕育民法典的理论基础条件。[2]因此，立法者吸取惨痛教训，只好另辟溪径，探询民事法律生育的另外思路，即民事单行法律的思路，可以把这种民事立法思路的称为“民法典的计划生育政策”，可以描述为“先陆续生一些瘦小子，待到时机成熟时再生一个大胖子”。于是，可以理解新中国60年间的10部民事法律为何全部是单行法律，并且这种状况至今还处于“正在进行时”。侵权责任法、人格权法等民事单行法还要批发零售下去。如此以来，隔几年出生一部，民事法律的属相自然也就呈现出多样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