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模式是，对行为的方式、方法、手段作了比较详细且封闭式的列举规定(没有设立避免遗漏的“兜底”规定)，如刑法第126条、第160条、第194条第1款、第196条、第198条、第201条等等。由于这种模式详细列举了犯罪行为的方法、方法、手段等，所以，凡是没有采取法定方式、方法、手段的行为，都不可能成立相应的犯罪。例如，刑法第196条仅规定了四种信用卡诈骗方法：使用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使用作废的信用卡、冒用他人信用卡与恶意透支。以此外的欺骗方法骗取财物，即使与信用卡有密切关系，也不能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于是，某种诈骗行为是否符合刑法第196条规定的欺骗方法，就成为区分信用卡诈骗罪与普通诈骗或其他犯罪的关键。这种描述模式使条文内容具体、详细，有保证刑法安定性的优点，但从立法论来考察，可能与实际生活脱节，未必是一种理想的立法模式。
第三种模式是，对行为的方式、方法、手段作了比较详细的列举，同时以“其他方法”防止刑法描述的遗漏(即存在“兜底”规定)。如第182条、第191条、第193条、第195条、第224条等。表面上看，个别列举与“兜底”规定相结合的第三种模式与第二种模式只有一点不同，即是否有“兜底”规定。其实不然。由于第二种模式是对犯罪的封闭性规定，所以，其规定的行为不是举例性质；而第三种模式因为存在“其他方法”的规定，所以，其规定或列举的行为具有举例性质。换言之，刑法第193条类似于以下规定方式：“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欺骗方法骗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关的贷款，数额较大的，处……。下列方法通常属于欺骗方法：(一)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的；(二)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的；(三)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的；(四)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或者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的。”这种立法例只是明示常见的欺骗方法，而不限制欺骗方法。所以，可以认为，第二种模式是“列举法”，而第三种模式是“例示法”。
与列举法相比，例示法更能对应社会生活事实。可以设想，如果刑法第196条在列举了4种信用卡诈骗的欺骗方法后，设有“以其他方法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的规定，那么，使用变造的信用卡便理所当然成立信用卡诈骗罪。如果刑法第198条在列举了5种保险诈骗的欺骗方法后，设有“以其他方法进行保险诈骗活动”的规定，那么，恶意复保险、隐瞒保险危险、被保险人自伤自残骗取保险金的行为，就无可争议地成立保险诈骗罪。与列举法相比，例示法也不一定损害刑法的安定性。法官要将现实案件与法条例示的行为相比较，判断现实案件是否与法条例示的行为相类似。所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受到了有效的拘束，刑法的安定性能够得到保障。
刑法分则条文所规定的罪状，实际上是对具体犯罪类型的描述，而非具体犯罪的定义。类型是立法与法律形成的前身，立法者的任务便是描述各种犯罪类型，因此立法者可能存在一定空间。{10}(P128)在一定空间内采取何种方式描述犯罪类型，是刑事立法学应当深入探讨的问题。德国学者考夫曼指出：“类型无法被‘定义’，只能被‘描述’。因此，对立法者而言有两种极端情况：或者整个地放弃描述类型而只给予该类型一个名称。例如我们在德国刑法第185条所看到的，该条仅简单规定：‘侮辱’将如此如此处罚。此方式将使法律的适用上获得较大的弹性，但相对地也换来法律的不安定性。——或者试着尽可能精细地(‘列举地’)描述类型。——例如德国刑法第250条加重强盗罪之规定。此种方式具有较大法律安定性之优点，但也造成谨慎拘泥以及与实际生活脱节的结果——耗费大而收获小。前面曾提过的‘例示法’——这在新的刑法典中经常被运用，例如在加重窃盗罪(德国刑法第243条)——则取二者之间而走中庸之道；立法者只例示性地描述类型，因而明白地指示法官可使用类推的法律发现。”{11}(P117)概言之，例示法是概括条款与个案列举法的一种有机结合，它既能保障刑法的安定性，也赋予法官对此类或类似的案件作出同样处理的任务，既能对应社会生活事实，也能限制法官权力。因此，现代刑事立法越来越愿意采取例示法{11}(P63)，今后的刑事立法宜尽量采用例示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