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诉中监督和诉后监督的关系
诉中监督和诉后监督均为检察机关的民事监督形式，就目前的立法状况而言，诉后监督更受重视，甚至被视为唯一的一种合法监督形式，并且，在诉后监督的制度构建上以及实践运作上，也更为成熟、更为完善。但相比较诉后监督而言，诉中监督似乎更具有理论上的生命力和实践前景。就其主要者而言，二者的差异是：（1）方式不同。诉中监督主要采用检察建议的形式，因而其监督形式较为缓和，对检法关系的冲击力不强；诉后监督则主要采用烈度较大的抗诉形式，其效果也更加明显直接，再审程序的启动几乎是必然的。（2）内容不同。诉中监督由于是在诉讼过程中发生和存续的，因而其监督的内容主要是程序性的，对实体性的监督更多的表现在微观方面，而对最终的结论则无法监督；诉后监督则由于是发生在诉讼结束之后，此时诉讼的结论已最终地形成，因而检察监督的内容虽然也兼及程序的方面，但其主要的关怀所在，显然已非程序的侧面，而是实体的结果。因而，事后监督偏重于实体监督也为理之自然。（3）程度不同。诉中监督由于是过程性的，有大量的微小程序瑕疵可以很清晰地及时发现，在发现之后倘若及时提出，就有助于诉讼过程的纯洁度的提升，也有助于诉讼结果的正确度的提高，因而此时的监督可以奏四两拨千斤之效，因此之故，其监督的程度较高，只要有错误即可无顾忌地提出。然而，诉后监督就要慎之又慎，要恪守谦抑原则和精神，换而言之，倘若法院的生效裁判中包含有微小瑕疵，或者说，不包含有非改正不可的严重错误，则检察监督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可过于认真，否则，用最烈的监督形式提出可以忽略不计的微弱瑕疵，则必致司法权威性的损伤，不仅对于法院是如此，对于检察院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因此，诉后监督的程度较诉前监督为低，也就是说，在可监督、可不监督的监督徘徊度内，应当选择不监督；当然，这里的所谓不监督，仅仅是指不抗诉，而非指连检察建议等温和的形式也不可采取了。
诉中监督和诉后监督也有密切的关联性，表现在：（1）诉中监督在一定的条件下向诉后监督转化。在诉中监督中，检察院会及时提出监督意见，供法院管理诉讼程序、指挥诉讼进程以及形成实体裁判等等作为参考；这些建议虽然形式上不失温和，然而在效力上不可等闲视之。因为倘若检察建议的内容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且这种重要性直通将来的再审事由，则其实质乃是告诉法院：倘若不接受此种检察建议，那么，等待法院生效裁判的恐怕就是抗诉一途。因此，诉中监督在不被法院接受的情形下，还有可能转化为诉后的抗诉监督。从这个意义上说，诉后监督乃是诉中监督的有力保障；诉中监督往往是诉后监督的前奏曲。（2）在诉中监督缺位的情形下，诉后监督便担负起追及性的监督使命。诉中监督并非经常地获得恰当使用，有时，甚至往往是，该进行诉中监督而未实施此种监督，也就是说，诉中监督缺位。诉中监督缺位较之于诉后监督缺位要好一些，因为一旦诉后监督缺位，便意味着检察监督在该民事诉讼中全然匮缺，从而造成了检察监督的空白状态。而诉中监督倘若缺位了，还有诉后监督实施补充性监督，虽然造成了监督成本的上扬，但毕竟，相对于全然未曾监督而论，诉后监督还是起到了最终的作用，检察监督的权威性由此获得保全。此为一方面；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诉后监督的门槛较高，不是所有的可以诉中监督的事项，均可以自然转换为诉后监督的事由；换而言之，诉后监督仅能起到弥补局部的诉中监督的缺位遗憾之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