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性的信用机制是基于社会公正和效率原则设计的强制性规范，具有确定性、一般性和普适性，是为了实施事先确定的平等保护所有主体享有公平待遇的人为秩序。因此，对主体如公民、企业而言，是一种外生规则。为了保障社会公正和效率目标的实现，政府设计作为正式惩罚机制的法律制度及其机构，以便使社会主体由于对方失信行为而受到损害时给予司法救济。

　　这种制度设计，隐含的前提是认为法律是完备的，如早期思想家杰里米·边沁所提出的，法律应该是设计成最优的，使其明确无误地定义犯法的程度及相应的最优惩罚程度，以使通过法院的执行对犯罪行为具有最优的阻却作用。事实上，由于有限理性和交易的成本，法律只是在制定时才具有相对的完备性，随着情事变迁，会变的不完备，也就是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显出滞后性。这种不完备既可能体现在立法过程中，也可能显示在执行过程中。由此，剩余立法权和执法权的配置就是对法律不完备的功能性弥补，以提高信用制度的整体效能。基于法律的设计宗旨及其与生俱来的不完备性，就衍生出了两套保障公正和效率目标的机构，即监管机构和法院。设立监管机构，配置相应的剩余立法权和执法权，通过颁布行政性规章、协调等方式，以弥补法律的不完备性。监管机构着眼于事前、事中监管，法院立足于事后救济。监管机构和法院功能的发挥，直接保障了显性的信用机制，也有利于人们形成规范的心理预期，乃至隐性的信用机制。

　　如同显性信用机制一样，隐性信用机制是在长期历史文化发展中所形成的、蕴涵于社会文化和伦理道德中的一种行为准则，也是用来约束社会主体的失信行为，以便于人们形成更稳定的预期。显性信用机制设计了明确的事前标准而具有可证实性，可以通过引入第三方（如监督机构和法院）来实施正规的强制性惩罚。但隐性信用机制由于具有浓厚的伦理色彩，依靠内心的信念、社会舆论等约束，事前标准是不明确的，也无法直接引入第三方来“判决”，只能实施非正式的惩戒机制，如拒绝和其交易、影响其声誉等。至于选用哪一种方式来约束当事人的行为，则取决于实施这两种方式的运行成本和收益。其均衡点就在显性信用机制和隐性信用机制运行的成本均衡点上。这无疑界定了显性信用机制的边界。

　　基于主、客观诚信理论和显、隐性信用制度理论，需将客观诚信制度化，引入强制性的显性惩罚制度，来保障其实施；由于显、隐性信用制度存在公共领域，引入准强制性的显性处罚制度及具有灵活性的监管机构，行使剩余立法权和执法权。由此失信惩戒制度应有强制性的显性惩罚制度，包括失信行为的认定制度、失信行为的法律责任制度；准强制性的显性处罚制度，包括失信行为的行政处罚制度、失信行为的信息披露与失信主体的正当权益保障制度、行政监管权力与监管机构制度；非强制性的隐性惩戒制度，包括信用自律及行业协会制度、信用伦理与信用文化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