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问题是一个古老而现实的问题。古代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中国有，外国也有；第三世界有，发展中国家有，发达的欧美国家也必定有。

　　贫与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贫而弱，因弱而贫，最终就产生了一个时下频频见于媒体的称谓——“弱势群体”。但“弱势群体”的称谓回避了两个最关键的字眼“贫穷”，贫穷是最核心的问题，所以我认为以“贫弱群体”作称谓最为恰当。既然已经形成为群体，可见问题相当严重，不然我们的宣传主管机关就会出面干预——要把“弱势”后面的“群体”两字删掉。

　　贫穷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这个问题为什么产生，不是我们律师能够解答的，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更不是时下的我们可以担当的，但是让我们有切肤之痛的是一个更为紧迫更为敏感的问题——当贫弱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的时候，谁来为他们维权？作为法律人的社会律师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中国有乐善好施、助人为乐的风尚，但也有“助困不助贫”的说法。

　　贫弱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之后，以其自身之力解决，有两种可能：不是在无可奈何中沉默，最后不了了之，就是在沉默中爆发，用最血腥的手段还击。贫弱者在无可奈何中沉默，最终会导致更多更普遍更大面积的社会不公；贫弱者在沉默中爆发，会马上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2005年5月发生在宁夏的民工王斌余因追讨工钱被欺辱而一口气连杀四人重伤一人然后去自首的事件，或为一例。在该次事件中，包工头再可恶，但罪不该死，工地领班一家四人被杀，更是无辜，王斌余再值得同情，但罪不可赦。严重的后果大家都知道了——包工头的老婆受重伤，工地领班一家四人被杀死，民工王斌余被判了死刑（还不是死缓）。新华社专门派记者采访了被判了死刑的这位民工，他原本是一位老实本份、淳朴善良的农民，知道杀人要偿命，而且为讨工资到劳动部门作了申诉并经调解，但是要五天之后才能拿到那打算用来为父亲治腿伤的5000元工钱，可是当天包工头就叫工地领班把他在工地栖身之所的钥匙拿走，不让他兄弟俩在工地住，这位民工晚上又找包工头要点生活费，双方发生口角，他被工地领班骂是狗，还被动手打了，在他盛怒之下，惨剧发生了。新华社为此所发的评论说，只要行政执法人员经常深入到有农民工的工地上，农民工讨薪难的问题就不难发现；只要司法机关及时改进工作，对农民工讨薪案快接快办，这个问题也不难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