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日上午，我在西安市中级法院出庭。这是一件仅为了管辖权就争讼了三年的案件，这也是我为此案第六次去西安了。

　　上午九点多钟，口袋里的手机震动了。因为还在开庭，我没有接听。过了一会儿，手机又振动了起来，并且连续不断地振动。我趁审判长与主审法官交头接耳讨论案情的当儿，悄悄掏出手机看了看，竟是国外来电。我忙侧下身去接听。

　　对方问“你是不是写了那篇《我们为什么要理性地对待杀人狂魔》的李利律师？”

　　我说：“是”。我懒得再说我与安徽省司法厅的那些事儿。

　　对方自报家门说：我是刘锡伟，现在在美国，我看了你的文章。”

　　原来对方是我国著名的精神病专家刘锡伟教授。 我忙说：“刘老师你好，实在对不起，我现在正在开庭，请你在中午12点再打过来好吗？”

　　对方同意了，挂掉了电话。

　　没想到，我们的庭在上午10点多就暂停了，原、被告双方还要对帐，要过几天再过来继续开庭。我在上午11点多钟就退房赶到了咸阳机场。

　　中午12点，刘锡伟教授并没有打来电话。这是我才想到，我们这里的中午12点，在美国已近午夜，我实在不应该忽略这个问题，让刘教授在午夜打电话过来，我以为他可能是休息了，不会再打电话了。

　　然而，到了12点50分，我的手机响起来，我拿出来一看，正是美国打过来的国际长途。

　　“您好，刘老师，实在抱歉，让您这个时候打电话”。我说。

　　刘锡伟教授说：“我在找你，我看了你的文章，我们有共同语言的”。

　　“是的”，我说：“每一个有理性而又深爱我们这个国家的人都会有共同语言的”。

　　“我们的理性可能会有一些人暂时不理解”。刘锡伟教授说。

　　“是的”，我说“不过我后来又写了一篇《给一个匿名网友的公开信》，让更多人理解了我们的理性，您在网上可以看到的”。

　　“不知您关注发生在加拿大的华裔李伟光杀人案没有？最近法院可能会宣判他因患精神病而不负刑事责任”。刘教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