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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国学”中的现代法律精神

  
  还有,我们也需要从科技法律制度的层面进一步思考“李约瑟疑问”:为什么辉煌的中国文化却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当然,中国的四大发明以及古代天文历法都是古代杰出的科学成就,所以我们不能笼统地说中国没有科学,只是中国近代科学创新确实大大落后了。个中原因,我国著名哲学家冯友兰认为是儒教的心灵化导致国人对外在器物的轻视。但是,这个结论似乎有些过于玄妙,难以解释一些现象。要知道,明朝不还出现了郑和这位伟大的航海家和先进的造船技术吗?只是到了清朝,科技创新才基本停止了,人们只能埋头于考据学。可是,难道这可以主要归因于清朝的高压统治吗?郑和的航海技术为什么不能挽救腐朽的明朝?为什么文化先进的汉族王朝竟然被文化落后的满族征服呢?这是非常难解的一个中国式传统文化问题。如果以今天的角度看,是否可以说,当时的国家既没有把科技进步转化为经济的推动力,又没有建立鼓励或宽容民间科技发明和应用的制度,而只是把科技当作彰显皇权国威的一种符号象征?由此我们是否可以推论,国家只有重视和支持民间的科技创新,才能实现民富国强。

  
  再譬如,以前我们曾经把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对立起来,认为前者代表落后,后者代表先进。我们渴望学习西方文明和工业文明。可是今天,对文明的评价标准似乎不应当只有经济繁荣、个人自由、民主法治这三个主要指标。从制度层面上说,文明更应当是一个中性词汇,表明一种历史文化存在。文明之间各有千秋,不存在完全的优劣对比。否则,如果认为文明之间存在绝对的优劣,则种族主义无疑就是正确的东西。这显然是个荒谬的假设。

  
  以古代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大陆文明即东方文明(日本是个例外),基本制度形态是人们对最高权威的心理依赖和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其对应的物质地理基础是广阔的陆地和依靠风调雨顺的农牧业。历史同样悠久的欧洲文明,则是西方文明的代表。欧洲文明发源于希腊罗马等海岛型国家,最初也是靠农业和渔业生存。无论亚洲还是欧洲,早期也都存在过繁荣的商业贸易。至于说到希腊城邦的民主,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和诸侯林立堪比,说到罗马帝国的繁盛,中国同时期有强大的汉朝和丝绸之路。相对欧洲中世纪的黑暗,中国则出现了盛唐的相对昌明。当欧洲开始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中国却产生了庞大而更为专制的元朝帝国和明王朝。可以说,在明朝以前,亚洲文明和欧洲文明几乎不分轩轾,而且沟通不多。古代农业可以说创造了辉煌的、独特的中华文明。而欧洲古代的农业、手工业、贸易和航海则养育了伟大的欧洲文明。不同的是,疆域广阔的中国明王朝后期产生了盲目的自满情绪,对于大洋彼岸不再有进取的雄心。而以工商业为主的欧洲却迫切需要开拓更为广阔的贸易市场。于是,在自足的农业文明与市场、资源稀缺的工商业文明的对垒中,中国输给了欧洲。欧洲素有重商主义传统,发达的商业贸易推动了航海、陆地交通运输、通讯、大规模制造业等科学技术革命,而一直奉行重农抑商主义的中国传统农业却始终没有改变靠天吃饭和自给自足的家庭、作坊式小规模生产。因此,分析的结果,不是东西方文明之间、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间的天然对立,而是人类社会由于航海技术实现的东西方文明交汇,形成了新的全球化历史阶段,需要确立适合这种全球化的新的生产方式及其制度。在这个新阶段,农业仍然具有提供食物的基础性地位,而人类更多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则需要工商业来满足。因此,不存在西方文明取代东方文明、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的问题,而是互补和共生的问题,是两种制度文明之间的能量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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