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有关总结行政法治、依法行政以及行政发展30年来成就的文章，不断见诸报刊、网络等媒体。我们在为那些“进步”额手称庆之余，作为一名基层司法审判、政府法制的实践者和见证者以及行政法学的边缘人，如鱼鲠在喉，便发表些许陋见，以供商榷。

　　一、问题的提出：关于“进步”言论

　　1、应松年教授认为：30年来，我国整个社会始终处于深刻转型和快速发展之中，……而且逐步实现了从全能政府、管制政府向有限政府、服务政府的政府转型，而其背后深深蕴含的是法治在我国的高扬，从人治走向法治的治理模式的转型。[1]

　　2、《社科院法治蓝皮书》的作者认为： 中国行政法治建设发生了几个重大变化。一是现代理念、原则和新型管理手段在依法行政中得到承认和运用。二是行政法的权力结构从重权力、轻权利向权力和权利并重转变。 ……八是践行依法行政由外在要求转向内在自觉。[2]

　　3、袁曙宏教授认为：目前，我国基本建立起一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法制度体系和理论体系，正在努力完成西方国家用上百年乃至数百年时间才能完成的法治政府建设任务，并为在新的历史起点加快推进行政法治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3]

　　二、几点感性的质疑

　　1、人治向法治转变了吗？全能政府、管制政府向有限政府、服务政府的政府转型了吗？

　　2、所谓现代理念、原则和新型管理手段在依法行政中，得到承认和运用了吗？

　　3、行政法治和法治政府能否速成？

　　三、不是正解的省思

　　1、行政法治刚刚启航。按行政权的运行过程，行政的内容可以分为决策、执行和监督。实际上，行政法治善处在立法完善阶段，行政法治的成绩远远没有达到所谓的硕果累累的程度。有的地方行政首长，依法行政的方向感尚未找到，地方政府的法治建设还处在应付、搪塞之中。 “拍脑袋”决策、机械式执法等旧的工作方法，还蛰伏中行政习惯之中，有的人甚至认为依法行政束缚了工作的手脚。有的领导将依法办事与地方发展对立起来，一谈经济发展，就不顾法律约束，擅闯法律“禁区”，违法拆迁，恣意用法，与民争利，导致当地频频发生重大违法行政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