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下中国，一提到司法改革，教授先生们满肚子苦水，直斥政权，却无力与之抗衡，提出司法大众化作为合法性基础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这与政权的一向合法性基础紧密对接。可是，政权属于人民这句话，本身就问题多多，很容易陷入“人民”的陷阱之中。人民是抽象的，人民却又由具体的个人组成；既可以说我是人民，又可以说我不是人民。这个陷阱是现代性带来的，可以卢梭为典型。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之第一卷第七章“论主权者”中说道：

　　“每个个人在可以说是与自己缔约时，都被两重关系所制约着：即对于个人，他就是主权者的一个成员；而对于主权者，他就是国家的一个成员。”

　　——〔法〕 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2页。

　　社会契约，是每个人与自身订约。每个个人把自己撕裂为，一是主权者的一个成员，一是国家的一个成员。本来互动的双方，一方是每个个人，另一方是每个个人结合起来的公共人格——主权者。主权者，为主动时才是主权者；被动时，每个个人称它为国家。每个个人是具体的，每个个人成为独立的个人，依靠的是个人意志，意志为何物，是个无法破解的迷。每个个人结合起来，形成公意，公意是虚拟的，抽象的；把公意假设为统一的一个，唯一的一个，唯独这个是具体的，可这个具体是假设出来的；于是，公意成为了更大的迷。卢梭试图让公意和个人意志水乳交融，可前提性基础无法树立起来。为了破解这一困境，卢梭把主权者区分出了被动和主动，国家作为被动时的衍生介入了主权者与每个个体之间。国家与主权者本是一个东西，却活生生地出一道裂痕。如此，每个个人，不仅要面对主权者，还要面对国家。每个个人自我订约而成为主权者的一个成员，又通过国家为梯子连接。国家既可为梯子，也可为沟堑。国家还可以随意变形，成为利维坦式的怪物，这个怪物还可以吞噬主权者和每个个人。引入国家，引狼入室；不引入国家，则为空洞。如果仅存单个个人，个人还是个人；当另一些个人加入，个人不再是个人。古典是把个人纳入整体，直接论断，人是城邦的动物。现代性，是既要把个人抽身而出，又要让个人与另一些个人结合；个人要么成为散沙，要么陷入双重人格的境地。卢梭就陷入了现代性之中，他的药方是社会契约。按卢梭的设计，个人具有双重人格，个人陷入了两难境地。他的设计看起来非常的清晰，让政治权利原理突破了民法的原理，自己能跟自己订约。可自己跟自己订约以后，产生了无法解决的矛盾，每个个人与主权者，还有国家（本身也是复杂之物），实存与虚拟，说不清道不明甚至无法窥视，构成了卢梭社会契约的最大谜团，他为这个谜团开出的药方，同样是胡乱用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