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既然无法纯粹，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停滞不前。而是把司法改革作为一个点，以带动整个的宪政追求过程。在这一点上，教授先生们很是无奈，手中之笔弱于剑客的剑，更无法与强大的政权抗衡。于是，教授先生们通过口诛笔伐，畅谈自己的理性主义。贺先生属于卓尔不群之人，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一个具体法治的忠实实践者。可是这一回，贺先生理性主义的一方面又显露出来，希求通过论战以引起公众乃至当政者的重视。以贺先生的影响力，公众果然重视了，却不足于形成某种民主之类的合力。我想以贺先生的影响力，当政者也会知道有这么一次论战，当政者再是恼火也会乐见善闻，毕竟当政者可以在论战中窥视教授先生们的高见，高手之间都可以不一致，何况与“三个至上”之间。当政者通过王胜俊院长抛出“三个至上”，意图并不在于证明“三个至上”是真理，而是试图通过这一政策以塑造中国特色的法治。真心追捧与假意吹捧者占据了主流，政策得以实施，当政者的政治目的达到。教授先生们只能站在一边干瞪眼，靠你来我往的论战发泄，中国特色的法治塑造却大步踏进，等教授先生们明白过来，为时已晚。

　　也许可以这么说，在中国当下，教授先生们最适合的地方还是象牙塔，指点江山与激昂文字也只是一厢情愿。假如有愤愤不平者，可以贺先生为榜样，弄件法官袍换掉军队式的大盖帽；还可以夏勇先生为榜样，在书斋学问做好以后，勇赴政治是非窝，当个国家保密局局长。而那些看不清或者故意忽略政治实际的教授先生们，仍然可以义愤填膺地建造自个的梦幻小屋；那些自称看破中国政治风尘之流，干脆成为中国特色法治塑造的强兵干将。

　　在面对司法改革的精英化、大众化、民主化问题上，教授先生们你来我往，甚是热闹，且不说他们不懂政治，他们都没有搞明白精英化、大众化和民主化三者本身的问题，更没有搞清楚三者与中国当下法治状况和对未来法治追求之间的关系。精英化、大众化和民主化，属于西方古典政治学遭遇现代性的问题。精英化容易走向独裁，而且精英难以得到保证；大众化容易走向乌合之众，大众具有盲目性；民主化也有从众的民主，民主的暴政。所以，西方的政治一直在其中盘旋，仍然摆脱不了这些问题。教授先生们想踏在巨人的肩膀上前进，首先没有读懂巨人，依葫芦画瓢，画虎不成反类犬，信口雌黄提出什么什么化，随意性远比“三个至上”。教授先生们在此基础上，自我设限地为自己进行所谓的辩护，完全是浪费口舌。对于精英化、大众化和民主化与中国当下法治状况和对未来法治追求之间的关系，教授先生们片面地提出自己的观点，理想主义者居多，务实派的也不少，其中以陈忠林教授为典型，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陈教授，到处兜售他的“三常”（ 常理、常识、常情），这并不比他的同事龙宗智教授的“相对合理主义”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