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贺卫方先生又挑起了司法改革的大旗，众多名家不再潜水，纷纷亮剑，直率地表达各自立场，大肆兜售，大有真理在我身的架势。司法精英化、司法大众化、司法民主化成为三足鼎立，三，刚好也有“三个至上”（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我姑且来胡乱配对一番，党的事业讲究精英化，人民利益大众化，宪法法律民主化。 之所以如此配对，乃是认为教授先生们都在各说各的，自我陶醉，而没有真正深入问题的背后。司法改革，背后有二，一为司法，一为改革。司法的背后是法治，改革的背后是中国当下。法治指的是西方的舶来品，而不是中国古代的法制。精彩纷呈的论战，时而引述老庄孔孟，时而使用《西游记》，似乎可以用中国古代之理，来言说当下司法改革。殊不知，全然忽略了法治本身。至于中国当下的司法改革，教授先生们更没有告诉我们实际情况，也许他们也不知道。当然，不知道或不清楚的问题才需要争论，可是，结果却还是不知道。

　　贺先生这次的挑动，是远比法官袍、统一的国家司法考试等要站得高、看得远。但是，高与远，即使借助哈勃望远镜，仍然会是雾里看花。当然，我也为贺先生等教授先生们感到高兴，他们不再只是揪于许霆案等的具体法治，而是试图深入法治的深层之中。这与“肖式改革”到“王式改革”的转型有异曲同工之妙。王胜俊院长上任以后，提出了“三个至上”，引起了教授先生们的争锋相对，有赞成，有反对，有不置可否。但不可否认的是，“三个至上”恰好就是试图深入法治的深层之中，只是富有中国特色罢了。中国特色，面上赞同的居多，敢胆明着反对的少之又少，不管看客的态度如何，“三个至上”的旋风已经吹遍神州大地，风过不留声。所以，反对者不用害怕，赞成者也不必欣喜。

　　在此，笔者并不批评“三个至上”如何如何，也不批评教授先生们雾里看花。而是来直面司法改革背后的背后，那就是西方的法治。西方的法治，常常被我们简化为依法治国，虽不甚符合，倒也能牵强附会。因为，法治，一边为法，一边为国，或者说一边为政治的治。法律和政治是西方现代法治的两大支撑点，所以，法治国又称为宪政国。西方法治国家，是在处理好法律与政治的前提之下的。法律和政治，也是中国当下司法改革所要面对的两大难题。其中，政治法律的制度建构更是令教授先生们如鲠在喉。按照教授先生们的分析，“肖式改革”对技术层面的法治贡献破大，但是没有相应的制度配套，“肖式改革”仅此而已；“王氏改革”提出了“三个至上”，是司法改革的倒退。教授先生们希望的是，司法改革不仅要改革司法技术，还要实现法治和宪政。这已经超越了司法改革本身，或者说已经超越了最高法院的权力范围。在这一点上，教授先生们不管，只一味鼓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