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刑法立法解释文件涉及的内容有：（1）基层组织人员在何种情况下才属于刑法典第93条第2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2）有关土地资源犯罪法条中“违反土地管理法规”和“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含义的界定；（3）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界定；（4）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理解；（5）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有关用语以及构成共犯和牵连犯情形的明确；（6）渎职罪主体范围的明确；（7）信用卡的界定；（8）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范围的明确；（9）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是否属于文物的解释，等等。
二、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刑法立法的成就
刑法改革既是社会客观物质生活条件的呼唤和要求，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经过30年来的改革开放，我国的刑事法制改革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辉煌成就。举其要者，这些成就可以归纳为如下五个方面：
（一）颁行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刑法典
1979年刑法典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刑法典，它的颁布施行，是我国政治生活中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它结束了新中国成立近30年来没有颁行刑法典的历史，它与同期颁布的1979年刑事诉讼法典结合起来，标志着我国刑事法治的基本具备，从而成为我国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方面迈出的非常重要的一步。在这部刑法典施行当月的一次讲话中，邓小平同志曾满怀欣喜、感慨万千地说：“在建国以来的二十九年中，我们连一个刑法都没有，过去反反复复搞了多少次，三十几稿，但是毕竟没有拿出来。现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通过和公布了，开始实行了。全国人民都看到了严格实行社会主义法制的希望。这不是一件小事情啊！”{6}
诚如此言。而且不仅如此，纵观此后我国刑法立法发展的历程，可以说，这部刑法典还基本上确立了我国刑法立法演进的框架，为以后我国刑法的进一步发展完善奠定了基础。
从刑法总则看，我国1997年刑法典总则共分五章，除了第一章的章名略有改变、第二章第四节单位犯罪和第四章第三节立功为新增的外，其余的章节与1979年刑法典总则没有太大区别。从微观上看，我国现行刑法有许多规定直接来源于1979年刑法典。例如，犯罪概念、故意犯罪、过失犯罪、犯罪预备及刑事责任、犯罪未遂及其刑事责任、共同犯罪的概念及共犯人的分类、刑罚体系、数罪并罚等等。我国现行刑法典还有一些规定虽然并非直接源于1979年刑法典，但却是在后者立法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从刑法典分则看，1979年刑法典所采用的同类客体分类法为现行刑法典所采纳，而且对照两部刑法典的分则体系，不难发现，现行刑法典分则体系基本上是在1979年刑法典的基础上主要通过进一步细化某类犯罪同类客体的方式建构起来的。从立法的内部观察，1997年刑法典中规定的许多犯罪均直接来源于1979年刑法典。例如，关于危害公共安全罪章、侵犯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罪章、侵犯财产罪章中的许多犯罪。也有一些犯罪是在1979年刑法典的基础上修改而来的，如危害国家安全罪章中的一些犯罪等等。
可见，无论是从刑法典体系上看，还是从微观上考察，1979年刑法典都是我国现行刑法典的立法基础。可以说，1979年刑法典当之无愧地是新中国刑事法治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具有奠基性意义的里程碑。
（二）保障人权的观念逐步确立
由保护利益的广泛性、重要性和违法制裁的特殊严厉性特点所决定，在刑法中，贯彻并弘扬人权保障之理念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且，从当代法治发达国家的立法实践看，都非常重视刑法人权保障机能的发挥。故可以说，人权保障是当代刑法的鲜明主题之一。
追踪新中国刑法立法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不难发现，这其实也是一个人权的观念渐受尊重，并在我国的立法实践中逐步予以体现的过程。毋庸讳言，虽然1979年刑法奠定了我国刑事法治的基础，在法治现代化的进程当中居于重要的地位，但在公民的权利保障方面，这部刑法的一些规定还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局限性和滞后性，有些规范如类推制度、有条件从新的时间效力原则，其背后的指导思想即与人权保障的基本要求相去甚远。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国家立法机关立足于保障人权的时代要求，经过10年的不断努力和反复研拟，对刑法立法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和完善。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1．现行刑法典废除了长期以来备受诟病的有罪类推制度，重申了从旧兼从轻的时间效力原则，分解了“口袋罪”，增强了刑法规范的明确性和可操作性，确立了以人权保障为价值底蕴的罪刑法定原则。这些制度设计，对于刑法规范预测和评价功能的发挥和实现，进而促进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