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定思痛，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和国家开始对历史的教训进行深刻的反思并逐步进行全面的拨乱反正，全社会谈民主、谈法制的气氛日渐浓郁。在这种大背景下，从1978年10月下旬开始，专门组成了由陶希晋同志领导的刑法草案修订班子，在对刑法第33稿进行修订的基础上，先后拟出刑法典草案修订稿和修订二稿两个稿本[2]。尤其是1978年11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民主法制思想的确立，对刑法典起草工作无疑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指导和强有力的推动作用。1979年2月下旬，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宣告成立。在主任彭真同志的主持下，从1979年3月中旬开始，对刑法立法工作抓紧进行。刑法典草案以第33稿为基础，结合新情况、新经验和新问题，征求了中央有关部门的意见，做了较大的修改。先后拟出3个稿本{2}。第二个稿本即第37稿于5月29日获得中央政治局原则通过，接着又在法制委员会全体会议和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上进行审议，审议中又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最终形成刑法典草案第38稿，并在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于7月1日下午4时05分获得一致通过。7月6日正式公布，并规定自1980年1月1日起施行。至此，中国1979年刑法典宣告诞生。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30年第一次有了刑法典。
（二）对1979年刑法典的局部修改补充
总体而言，1979年刑法典的确是一部保护人民、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保障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有力武器。但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立法经验和立法指导思想的局限，这部刑法典无论在体系结构、规范内容，还是在立法技术上，都还存在一些问题和缺陷，加之改革开放逐步全面展开后社会发展和犯罪情况变化也给刑法立法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为此，自1981年至1997年刑法典通过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了25部单行刑法。国家立法机关还在107个非刑事法律中设置了数量可观的附属刑法规范。这些单行刑法和非刑事法律中的附属刑法规范，对1979年刑法典作了一系列的补充和修改。具体而言，主要是：
首先，在刑法总则中，增设了普遍管辖原则；有个别单行刑法文件采取了与1979年刑法典规定的从旧兼从轻原则不同的原则；增加了某些罪的单位犯罪主体的规定；对共同犯罪定罪和处罚原则作了一定的补充：规定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共同犯某种犯罪时，按身份犯的犯罪性质定罪。在经济性、财产性共同犯罪中，对犯罪总数额负责的，不仅是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还有其他情节严重的主犯；在罪数问题上，有些单行刑法明确规定某些情况要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从而排除了按一罪处理的可能；除了1979年刑法典规定的9个刑种外，还增设了剥夺勋章、奖章、荣誉称号和军衔作为新的刑罚种类；下放了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在量刑制度上，不仅增加规定了从重处罚、从轻处罚、减轻处罚和免除处罚情节，对个别情节还增加了加重处罚的规定，同时，增设了战时缓刑制度{1}。
其次，关于刑法分则。在分则罪名上，1979年刑法典只有130个罪名，经过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的不断补充，至1997年刑法典通过之前，已增加到了263个罪名；在罪状上，对某些罪补充规定了概念、特征，使这些犯罪的构成要件更加明确、具体；在法定刑上，调整了不少罪的法定刑。其中，有些犯罪增设了死刑；某些犯罪规定了限额罚金或倍比罚金。此外，一些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规范，通过“比照”的立法方式，对1979年刑法典分则某些条文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作了补充修改{1}。
（三）1997年刑法典的制定
我国立法机关酝酿准备刑法典本身的修改工作始于1982至1987年问。在这一时期，1979年刑法典和其后颁布的几部单行刑法经过几年的付诸实践，从司法实践中反馈回来不少属于刑法立法方面的问题；我国刑法学界经过几年的努力，在基本完成了刑法学体系建构的基础上，也开始关注我国刑事法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尤其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在犯罪的惩治与防范方面出现不少新的现象，其中相当一些问题运用现有刑法立法难以解决或者难以妥善解决，从而为刑法修改及其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根据和条件{4}。在此背景和条件下，国家立法工作机关开始注意对刑法的完善意见进行收集和整理，并将其中一些刊载在其工作研究简报上。司法部门还根据司法实践经验，针对其适用刑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地进行了总结。例如，1987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在全国范围内向本系统征集了对刑法的修改补充意见{5}。刑法学界也开始关注刑法的修改工作，例如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1986年和1987年两年的学术研讨会上，对刑法的修改均给予了较多的关注{4}。立法工作机关、司法部门和刑法学界的这些工作，为后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刑法的决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