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们所熟悉的一些观念和作法，机构和制度，社区和政府，都建立在“固定化”思维基础上，这种固定化思维是与“固定电话”的办公环境或“有纸电报”的技术条件联系在一起的。“固定电话”和“有纸电报”的运转，需要建设越来越多的火力或水力发电厂。这些火电和水电厂都是国有的，也是属地的；电网是垄断的，电价是补贴的，供电合同是行政的，污染和浪费是老百姓的。
移动化的社会，由锂离子电池供电。电池充电依靠传统电源，但电耗大大降低。充足电的手机脱离了电源，独立工作。这一项就比“固定电话”和“有纸电报”节约了许多能源。变化还不止于此：用电方式的改变，对社会的电力运营产生了本质变化：
电厂股份化并上市，电网市场化竞争，供电合同也市场化，个人也将可以把自家用太阳能或风能发电得到的电转卖给电网。当电能与化学能，燃料能与电能互相转化时，城市和乡村的污染将被降低，燃料和能源的消耗也将大大降低。
后工业化时代的思维和制度，与工业化时代相比，差异是巨大的。
五、社会动了，车却不动
管理制度与社会发展的非同步性，还在其他领域以社会矛盾的方式显现出来，管理制度的改革必须解决这些矛盾。
我们的居住地点改变了，过去我们住在单位里或附近，现在我们住在很远的郊区。在北京、上海和广州，每天早晨上班族大约需要一小时从家移动到工作地点，这段移动的时间被称为“早高峰”。如果因堵车不能按时赶到，就得利用移动办公设备在途中开始办公。
下午下班还有一个“晚高峰”，如果不能按时赶到约会的地点或回家，又继续使用移动设备，使下面的事情不会因此被耽误。由于移动设备的存在，我们工作的时间延长了，上班和下班的界限被模糊了。
我们的城市公共交通，基本上围绕这两个高峰轴心转动。为了缓解高峰，于是有了地下铁、高架桥、立交桥和公交车专用道，还有了汽车类型限制上路的各种规定，除了交通警外，还有交通协管员和“电子警察”，共同维持公交车站和十字路口的公众秩序。管理人员越来越少，电子设备逐步增多。电子设备管理着人类，当出现故障的红灯持续亮着，绿灯长时间不亮之时，停车线后排起汽车长龙。心急火燎的驾驶者无不在用手机通话、办公。
事情还不仅如此，各种公交车连同轻轨和地下铁的“八达通”之类的电子通票，正在演化成为类似钞票的“电子货币”。公交广告、报纸、电视台和交通信息台以及交通音乐台，占据了媒体广告总量的很大比例，而且所占份额还在不断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