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人类社会，已离不开手机；手机离不开电池，电池离不开新材料科技，新材料科技里不开科技人才。科技人才离不开适合人才发展的制度，因此人才制度便成为支撑今天“社会转动”的一项重要因素。
三、人动但制度不动
“社会转动”后，人才的流动开始加速。但是，管理制度却没有“动”，或“动”得很慢，不适合社会发展需求。
例如，如果一位科研人员有了技术，当他要想进入市场时，却要跑有关部门盖几十个章，甚至上百个公章，后果是可想而知：能推动技术市场化的高级人才又少了一个，普通办事员又多了一个。
如果一位研究人员有了好的技术，缺乏资金和市场推广能力时，只有自己亲自去做“企业”，后果也是可想而知的：中上等的科研人员又少了一个，中下等的企业家又多了一个。
如果再让这位科技人员去银行跑贷款，去市场上跑客户，让他整天请客送礼、陪吃陪喝、看人脸色、看飞机场天色、看火车站售票窗口前排队人群的气色，后果也是可想而知的：餐厅里多了一位食客，银行里多了一位顾客，飞机场多了一位乘客，火车站里多了一位旅客。而实验室里又少了一位研究技术人员。
我们已经进行了20多年的管理制度改革，上述情况已经或正在成为历史，我们已经有更多的技术人员安心在实验室做研究，在图书馆查资料，在网络上搜索数据。管理制度改革已初步取得成功，制度的改进开始与社会发展同步，机关开始努力地为市场服务。
四、“非同步性”障碍
手机为人类在“移动”中联络提供了便利，这又促进社会更加“移动化”。费孝通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考察中国农村社会描写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象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这是社会生活不移动的典型缩影，今天的农村，已经实现了“村村通电话”，农民的生活已经被手机所改变。
手机使原来固定的农村社会越来越松动，使固定的城市社区变化频繁。常驻人口在移动化社会之中，不再具有长期可持续性的统计学意义，而移动人口的统计工作，正面临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
移动化的工作方式、移动化的单位组织以及移动化的社会和政府，才具有更广泛和更实际、更具体的意义。
“移动化”成为社会常态，“固定化”反而成为社会的“非常态”。“常态”与“非常态”特征的转变，使原来社会的各种观念、机构和机制来不及转变，这种变化不同步所造成的障碍，是目前许多社会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