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丧葬礼俗是中国传统民俗的一部分，自周代形成后，一直为民间所遵循。[3]土葬传统作为丧葬礼俗的一个环节，其存在也算渊源流长。“所谓‘入土为安’正是国人‘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传统文化精神的表征和体现。千百年来，一以贯之。”[4]而《条例》所确立的殡葬制度，使这一传统秩序乱了套，以至于给生活在农村的老百姓带去极大的苦痛。

　　2、《条例》颁布的社会背景。改革开放将近20年的1997年，国家经济迅猛发展，城市化的步伐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势必伴随着人口向城市迅速集中，城市的地域空间不断扩展。[5]为了建设城市各项基础配套设施，大量的建设用地被需要，于是，许多农用耕地被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变成了城市建设用地。政府注意到全国农用耕地在逐年减少，为了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便采取了一些措施，一方面，采取行政手段严格城市建设用地的审批制度，即“节流”；另一方面，通过立法（制定《殡葬管理条例》）进行农用耕地的“开源”。由此，可以看出，政府制定颁布《条例》，实质上是让农村为城市的城市化所导致的不利后果埋单。

　　3、埋单就埋单吧，反正为了城市，农村又不是第一次牺牲了。牺牲可以，但政府总得把农村的殡葬配套设施建设好吧？古代兵法有云：“兵马未动，粮草现行。”《条例》就好比“兵马”，殡葬配套设施就好比“粮草”，没有“粮草”的“兵马”，注定要打败仗。《条例》不是倡导“节约土地”吗？可“火葬的实行真的（做）到了‘节约土地’的功效吗？事实上，农村压根就没有与火葬相配套的设施，如殡仪馆等。”[6]

　　4、关于《条例》违反上位法的分析。谢晖教授认为，“只有表达了人们日常生活需要的法律，才具有命令效力和强制效力。否则，公民可用反抗权伺候。”[7]笔者看也是。《条例》作为行政性法规，最广义的“法”，在第六条规定：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自愿改革丧葬习俗的，他人不得干涉。也就是说，少数民族与土葬习俗的，应予以尊重；尊重就是不在“改革”或“革除”的范围内，除非少数民族民众自愿“改革”或“革除”。这一条既体现了我国《宪法》中对少数民族照顾的精神，[8]也违背了宪法的平等精神。《宪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可《条例》第六条的规定是否做到了“各民族一律平等”？这个笔者就不再多言，不然该有人给笔者乱扣“大汉族主义”或“大民族主义”的政治帽子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