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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讲台讲课前，在教研室先要试讲，讲给经济法教研室的老师们听，我还记得第一次试讲时，芮先生专门来听。我看到先生坐在那里，心里十分紧张，说话的速度快了。试讲了一堂课后，老师们给我提意见或建议。我记得先生给我提的意见是，“说话太快了，要慢慢地讲，不要着急”。当时听我试讲的还有杨紫煊老师、魏英老师。可惜魏老师因病过早地去世了。
先生经常会给我讲他的经验，每次讲完，他都会说，并不要求我接受，只是供我参考。先生的谦逊，让我这个学生诚惶诚恐。对先生的教诲，我一定都是全盘接受。
先生年轻时，在外国留学和教学。1947年回国后，先生特别尊重学生，也有学术民主的作风。他对我们这些年龄比他小将近50岁的年轻人，从来不轻视，而是叫我“老吴”，叫邵景春“老邵”，叫得我们两个十分不好意思，但是，也不敢不让先生这样叫。后来叫得多了，我们只感到亲切，与先生没有距离感。过去说有“忘年交”，先生叫我这个比他小将近50岁的学生“老吴”，这也许就是“忘年交”的例子吧？
先生指导我时，年事已高，我还不到三十岁，跟先生谈话，大有敬畏之感。在先生的若干学生中，我被先生认为是属于“不聪明，但却用功”的那种学生。先生开始住在蔚秀园的单元房，后来搬回到校内燕南园现在的公寓。这里距离学生住的25楼不远。读硕士的时候，先生常约学生到教研室谈话。后来，先生年龄更高了，才约学生到家里汇报学习情况。
读博士时，学生住在31楼三层，宿舍正对着水房，先生不知道如何打听到学生的住处，有一天一大早，先生拄着手杖，登上三层楼，找到学生的宿舍门口。等先生进到房间来，见到我这个学生宿舍房间比较零乱，到处都是书和本子。虽然一句话没说，从脸上可以看得出，先生不太满意。我感到非常不好意思。面对先生突然“查房”，我和邵景春都在房间里“立正”，等着先生训话，都忘记给先生请坐和倒水了。
现在，我也做了老师，也带了硕士和博士，可我还没有打听他们宿舍的具体地址，也没有过去“查房”。我也关心自己的学生，可我的耐心、我的细心都不够，比起先生来，我这个“老师”做得很惭愧。
毕业这么多年了，我更加深刻体会了先生当年说的许多话的含义。先生讲的道理，都是朴实无华的，但却是最管用的。下面学生举几个例子来说吧：
三、开书单
进入师门，先生会先给每个学生一份油印的书单，书单上有几百本书，除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这样的必读书之外，还有一些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此外，还有政府的文件或工作报告。外国专业书也很多，但有的在图书馆里还找不到。
先生给我们这个范围很广泛的阅读书目，不一定要求我们全都通读，而是希望我们选择其中一些来读。这个书目本身已经给了我一个指引，就是看到了学习国际经济法的“知识背景”的构成，让学生在头脑中形成一种“资料域”，知道自己遇到问题该去读什么书。我在后来读书也比较杂，与先生给我们的这个书单有一定关系。先生经常鼓励我们多读书，阅读的范围应该广一些，而不要只是局限在“法律”书籍里。因为在这个书单上，大部分书都不带“法”，按图书馆的分类，也不在法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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