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证据法在我国成长的，当然远远不止上述几方面因素，甚至问题的症结并非在于具体制度的设计，而在于我国司法体制的深层结构。我国法院的独立性严重地受到地方化的影响，就难以杜绝行政力量对司法的干扰；法院的行政化特征使得法官异化为官僚体制的一部分，法官的能动性很难得到充分发挥；没有合理的、可操作的司法职业伦理制度，不但使审判监督难以有效落实，而且法官的职业也得不到保障；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与法院之间的微妙关系，使得保障司法公正的法院的权威难以树立，法院成为“诉讼流水作业”的最后一道工序。凡此种种，使得审判失去了作为审判应当具有的中立性、亲历性、公正性、权威性，也使当事人对诉讼的信任和对裁判结果的信服大打折扣。近些年见诸媒体的很大案件，从“刘涌案”到“黄静案”，从黄爱斌“故意杀人”冤案[25]到赵新建“故意杀人”冤案[26]，无不是法官认定证据出了问题，但其根本的问题可能不是证据规则，而是司法体制。例如，在黄爱斌案件中，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证据明显不足的情况下，依然对黄爱斌作出了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判决。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裁定，认为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但荆州中院在2000年对该案两次开庭重审，却一直未作出判决。黄爱斌到经办此案的松滋市公安局、检察院，荆州中院要求给予结论，但得到的回答都是“案子已不在我们这里”。奔走4年，黄爱斌还是没讨到说法。按照刑事诉讼法原理，这是无法解释的现象。有各种程序性的规定，但是却没有相应的救济制度！法律赋予的被告人的权利，因为受困于不发达的救济制度，最终根本实现不了！这就是中国审判的现实。在现行的公检法三机关“流水作业”、警察权膨胀且缺乏监督、检察机关与被告人地位悬殊、律师辩护制度缺乏应有的保障的前提下，即使有了证据法，实行中依然会阻力重重，效果差强人意。在这种现实面前，“证据法”的功能无法发挥，期望证据立法能给司法程序带来更多的公正也只是学者的一厢情愿。

　　笔者学习并比较了我国学者提出的各种版本“证据法”学者建议稿，包括《统一证据规定》草案，最后无奈地发现，完全以英美法系证据规则为蓝本的证据立法，与我国现行的诉讼制度存在着严重的冲突。证据立法的理想与实现的冲突，在我国表现得尤为突出。证据法的核心问题是可采性问题，但法官所遇到的难题，至少在目前来看，是证据的可靠性问题。

　　一方面，在各地的证据规定文本中，“发现真实”、“有错必纠”的思路清晰可辨。这种追求真相的认识论长期左右着中国诉讼制度，也自然成了制定证据规则的指导思想。在中国法官看来，对事实认定的准确性，是关系到实体正确的关键问题，而实体的正确则是衡量其审判质量最为重要的指标。所有的证据规则，都应当围绕着如何正确地发现案件真实来制定。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发现真实手段的证据规则，与他们的期望存在着重大的落差。他们对于规范证据能力的一些规则的指责，主要在于这些规则“不实用”、“不可操作”、“当事人不能接受”，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是两套话语系统的隔阂。中国证据立法运动，不经意之间触及了“中国司法的深层结构”（陈瑞华语），但却无力改变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中国诉讼制度的积弊，并不是证据规则的努力可以解决的。[27]

　　另一方面，就证据规则而言，可采性审查需要一整套相关的诉讼制度，如证据开示制度、交叉询问制度、司法审查制度或程序性制裁制度，当事人调查取证制度，裁判说理制度，权利救济制度等等。证据法的运作，需要当事人拥有对证据的获得能力，法院拥有对证据合法性审查的绝对权力，需要控方在事实上处于与辩方完全平等的地位，并有一系列的程序保障证据的调查过程公正和透明。特别是，应当有完善的、强大的、充分的律师辩护权和律师代理制度。而这些，都不是现行的证据规定所能解决的问题。证据规定必须与有完善的程序制度作为配套，才能有发展的空间。在现行诉讼法律制度未作重大更改之前，先进的证据立法是不可能付诸实施的。而且，这些立法草案所勾勒的证据规则，在当下很难为我国基层的司法人员所接纳，即使这些立法勉强获得了通过，笔者敢断言，其命运也似乎难逃被搁置、被规避的尴尬境地。而事实上，很多地方出台的证据规定，已经不幸验证了这个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