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阶段是从1989年到1996年以加强行政监督立法为重点阶段
行政权是一把两面剑，它既可以为维护公民权利和利益服务，又可能侵害公民的权利和利益。因此，为了保护公民权利和利益，对行政权既要提供法律保障，又要加强监督制约。所以，当行政权重建工作基本完成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即着手研究制定有关监督制约行政权的法律。经过几年的努力，1989年4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
行政诉讼法，这标志着我国行政法治建设的重心已经从重建行政权向规范、监督行政权转变。
行政诉讼法由于以下两点重要贡献而载入我国法治建设的史册：第一点贡献是确立了“民可以告官”制度。这一法律制度的确立，一反我国过去只能“官管民”而“民不能告官”的历史传统，表明我国法治建设开始转向以人为本，使法治建设流贯着一股鲜活的人文精神。允许“民告官”，对培养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法治意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实践证明，法律规定只有成为公民的自觉行动，成为公民的一种生活习惯，法治才有牢固的基础和可靠的保证。因此，有人认为
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实施，从某种意义上讲，标志着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真正开始。
第二点贡献是确立了程序违法无效原则。
行政诉讼法不仅对行政诉讼程序作出了系统、完整的规定，而且明确规定：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这就在立法上第一次将程序违法提到了与实体违法同等重要的位置，促使人们从更高的层面上审视行政程序法的价值，改变了过去我国重目的轻手段、重实体轻程序的历史传统，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发展。
这一阶段行政法发展的主要成果是：建立了行政诉讼制度、国家赔偿制度、行政复议制度、公务员制度，等等。并明确提出了依法行政原则，使之成为我国行政法和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一个基本原则。
第三阶段是从1996年至今以加强程序立法为重点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