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个“无限大口袋罪”

　　在本文第一部分，笔者不厌其烦地叙述了非法经营罪的诞生和发展过程，敏感的读者可能已经联想到了一个曾经饱受非难的词——“口袋罪”。确实如此，非法经营罪的诞生和发展始终与“口袋罪”脱不开干系。非法经营罪的前身投机倒把罪是“口袋罪”已成定论，但非法经营罪是否“口袋罪”，到目前为止，学界还没有形成一致观点。如有学者明确指出非法经营罪不是“口袋罪”，[7]另外的学者则认为非法经营罪有成为新的“口袋罪”的危险，[8]而实务部门人士认为，本罪越来越相似已经分解的投机倒把罪，正在成为一个新的“口袋罪”。[9]还有学者或指出刑法关于非法经营罪的规定是“口袋罪”；[10]或认为非法经营罪的“口袋径”只是相对于投机倒把罪来说有所减小，从“大口袋罪”变成了“小口袋罪”；[11]如此等等。笔者认为，非法经营罪从它诞生那一天起就是一个标准的“口袋罪”；从投机倒把罪到非法经营罪，是一个由“大口袋罪”到“无限大口袋罪”的嬗变过程。

　　（一）、非法经营罪是一个标准的“口袋罪”

　　所谓“口袋罪”，有学者认为“是指一个罪名包括的内容太多或者是内容的不特定，相关行为都可以装进去的情况”。[12]笔者认为，“口袋罪”包括的内容固然庞杂，但是内容庞杂的犯罪并不一定都是“口袋罪”。事实上“口袋罪”最根本的特征在于其罪状描述的高度模糊性和概括性，进而使该罪状内容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极大包容性。因此，罪状内容的高度不确定性和极大包容性才是“口袋罪”的根本特征，进而也是判断一个犯罪是否“口袋罪”的根本标准。[13]根据这个判断标准衡量，笔者认为，非法经营罪就是一个标准的“口袋罪”。

　　1，“违反国家规定”这种空白罪状描述方式导致非法经营罪罪状内容高度不确定。我们知道，空白罪状必须援引相关法律规范才能确定具体犯罪构成特征的内容，因此，被援引规范的确定程度决定了空白罪状内容的确定程度。在我国刑法中，空白罪状援引的法律规范的确定程度是有很大差异的。有的空白罪状直接规定为“违反国家规定”，如关于非法经营罪的规定；有的则是明确指出援引法律规范的类别和大致范围，如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违反枪支管理规定……”；有的是明确指出援引的具体法律规范，如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本条所称假药，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规定属于假药和按假药处理的药品、非药品”。很明显，“违反国家规定”这种描述方式容易使空白罪状的内容变得十分“朦胧”。这也是这种罪状描述方式在我国刑法分则中并不多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