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现有的权利与缺陷。我国《
刑事诉讼法》第
一百五十一条所规定，人民法院决定开庭审判后，应当将人民检察院起诉书副本至迟在开庭十日之前送达被告人，第一百五十四条又规定，开庭的时候，审判长应当宣布案由，告知当事人有权对合议庭组成人员、书记员、公诉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申请回避等等。这些权利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14条中明确规定了被告人应当获知被控的罪名及案由。但是最高人民法院
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
178条第二款规定：“起诉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与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这样人民法院可改变罪名，这一做法，实际上剥夺了被告人的罪名知悉权。具体的设想是通过立法明确规定法院除采纳辩护人意见，作出有利于被告人判决之外，法院无权改变罪名，这就意味着重罪改为轻罪，则是被告人行使辩护权的结果，法院可以改变不利于被告人的罪名；改为重罪时，实践中可以由检察机关通过变更起诉来解决。
2、途径之二：庭前程序。针对任何刑事案件，几乎各国都有关于庭前程序的规定，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庭前程序作了一些改革，如：改正检察院起诉案件的移送方式，改变法院开庭的案件，主要是为防止庭前实体审查和法院、检察院职能的纠纷，作为庭前程序核心的庭前证据开示，以有利于审判公正及司法效率，美英式程序是既有专门的法官预审程序，又排除庭审法官预断，德法式程序则专门设法官预审程序，但因为实行案卷移送，未排除法庭审判法官预断；日本式程序是通过诉状的“一本主义”排除法官预断，但无法官实体性预审[15]，而我国则应考虑国情和制度资源状况，实行庭前程序，特别是简易程序的庭前程序，不宜过于繁琐，否则造成头大身子小，这就与简易程序的立法初衷相悖了。
3、途径之三：刑事审判的法官释明权。前面所提到简易程序的适用对象，大多数是“蓝领”，且法律知识匮乏，特别在现有的刑事诉讼制度中，辩护人的地位尚处不特定状况，显然法官对被告官对被告人进行询问或讯问时，要求他们就有关诉讼事项向刑事被告人作出解释和说明。应当说，释明权是建立在职权主义诉讼制度上的一种义务性权利。即使在现在典型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美国，法院也授意法官初步的释明权。《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11条(c)项规定了，在接受有罪答辩前，法庭必须在公开法庭与被告人亲自对话(对被告人忠告)，告知被告人并确定被告人理解答辩所针对的指控的性质；法定强制最低刑(如果有的话)，法定可能最高新刑，包括任何特别假释社或监视释放的效力，等等。[16]
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已做出了一些作为法官义务性质的释明方面条文。这一方面也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可以借鉴的。一则可以通过释明，让被告人能够理解法官审理案件思维，二则当被告人与检察官的观点产生对抗时，法官可以主动释明，让被告人“心平气和”，使审判工作顺利进行，实践效率主题。可以认为在简易程序中，“剥夺某种利益时，必须保障他享有被告知(notice)和陈述自己意见并得到倾听(hearing)的权利，成为英美法中人权保障的根本原则。”[17]具体到我国法官在刑事诉讼简易程序中的释明权的行使应当适度，减少法官的“先入为主”思想，联系到本节所涉及的案例，法官释明的主要内容应该是：①关于刑事简易程序的操作意义，说明采用简易程序会缩短对被告人的审限，相应地受到刑事羁押的期限也会减少；②适用通俗易懂的言辞，说明放火罪的构成要件，但不能联系案情，说明其应该构成放火罪，因为这违背了我国刑法的“无罪推定”原则；③在庭前证据中，将公安机关的调查笔录、勘验材料及证人证言的内容，用明了的方式告知被告人；④在法庭质证与法庭辩论中，告知被告人应当尽量说出一些
刑法上的酌定或法定从轻情节，诸如：凌某认识了自己犯了错，但是其在犯罪前，受到了丈夫的殴打，凌某有防止火势蔓延到邻居房屋的行为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