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军访谈毛新宇，“家父”一词出口时，我也正好在收看。当时的确感到好笑，感到当代中国人的传统文化素质有点薄弱。但过后一想，也觉得不需把这样的口误想得过于严重，电视节目主持人口误与我等以文字为业者常有字误、词误一样，往往出于多种原因，是无需老大惊怪的。但所谓“家父门”应该是给朱军带来了太多的精神压力。所以，当朱军等伙伴发现董卿有了口误，自会抱极大的同情，爱护她，保护她。这种情谊特别让董卿感动，亦很令我们感动。但我要说的是，这类口误本不应该给口误者造成如此严重的精神压力，本不应该严重到令伙伴们因担心当事人承受不了这样的精神压力而不敢告知。口误只是口误，无论是把“令尊”说成了“家父”，还是把“马东”说成“马季”，尽管词语失误了，但其要表达的内容视众本是明白的。不然的话，我们这些视众怎么能当场就听出其有了失误了呢？比较而言，“家父”之误可能稍有点消极影响，即可能误导部分视众以为可以把他人之父称为“家父”而想不到“令尊”一词的存在和用法。但这点误失，央视通过适当方式纠正一下便可，口误者事后自己纠正一下则更好，本不应该有那么大的精神压力的。
这样的口误之所以给口误者带来精神压力，我认为源于一种不正常的文化，源于央视的文化，或者说源于我们的社会文化。我们这个社会太过于看重口语言词的准确，容不得人说话时有言词的失误，对于名人，尤其是对于影视名人，更是特别要求他们言词准确，稍有失误，大众之舆论就会兴起谴责。于是名人说话特别看重语词正确，于是电台电视台就特别要求他的播音员、主持人口语言词准确。于是名人就遭遇着内外两面的压力，不敢出现任何的口语失误。于是播音员、主持人特别精神紧张，担惊受怕，深怕用错词，说错字，发错音。于是他们播音皆一种模式一种套路，他们主持往往神精尴尬，难以挥洒自如。但越是精神紧张越可能出现错误，即便按编辑文稿背说，也可能背错说错。他们工作中的低级错误越多，越能说明这方面存在问题。
我之所以重视起这种关于口误的文化，是因为这种文化问题在社会其他方面也存在。电视节目主持人对于口误的这种紧张和精神压力，社会其他方面同样存在，甚至更为严重。其中最令我担忧的是，我们社会的政务主持人、法务主持人或党务主持人其实都有这种惧怕口误的精神压力存在。我们所能听闻观察到的官员，从高层到基层，每遇事件，都怯于表态，都惧怕祸从口出。他们无论是讲话做报告作指示，或者是述职谈政绩说问题，都事先让秘书精心撰稿，然后照稿宣读或背诵，生怕言词有误。官长的秘书们自然会谨小慎微，对上抄文件，对下统数字，对内明共识，对外一口径。于是，官员们的言语不仅一个单位一个部门是一致的，不同地方不同部门也是大致相同的。假如有哪位官员因一时之疏忽出现了言词之误失，他（她）难免于遭受巨大的精神压力，他（她）的真诚的伙伴们也会如朱军们之对于董卿，为其担忧，极力救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