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不能不提及全国人大法工委最近公布的《侵权责任法草案》。该草案第24条规定，侵犯人格权的精神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是主观故意和客观上造成严重损失。这无疑为信息时代新闻传播活动中的公民言论自由和传播自由，为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行使，提供了比较充分和严格的法律保障，是对宪法规定的公民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贯彻落实。因此看来，这是完全顺应了时代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客观需要。当然，法律界和新闻界也有部分人士对此持有异议，主张《侵权责任法》应当单独为新闻媒体和记者做出规定，但他们的理由却是相反的：部分法学者认为新闻侵权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民事侵权，应当单独规定举证责任，加重或者减轻新闻媒体和记者的责任；新闻界部分人士认为，新闻侵权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民事侵权，应当单独规定，以减轻新闻媒体和记者的责任。而实质上，这些主张的核心是把新闻传播活动视为新闻媒体和编辑记者的特有权利，把新闻媒体及其编辑记者与公众对立起来。显然，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至2007年的实际情况确实如此，那么，2008年以来，我国3亿互联网用户的产生和网络民意表达的日渐成熟，广播电视和都市报传播范围的日益扩大，传统新闻媒体在一些重大新闻传播活动中的滞后以及日渐显露的内部腐败问题，都已经无可辩驳地说明，新闻传播活动绝不仅仅是传统新闻媒体及其编辑记者的专利；它越来越成为当今信息时代全体公民借助互联网和手机等移动多媒体而广泛享有的一项自由和权利。因此，《侵权责任法》对于自由的公民借助各种媒体形式相互间进行的自由、理性的新闻传播活动，理应进行充分的保障，对其间发生的侵权纠纷，也不宜制定使任何一方感到不公平的规定，采取过于激烈的法律责任形式予以解决。就此而言，现有《侵权责任法草案》第24条是非常明智的。当然，关于网络侵权一节，也应当坚持这样的立法目的，除了网络色情和安全之外，不宜在网络媒体发展的初期实行过于严苛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