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躲猫猫”事件是一起司法案件，涉及到公安机关监所管理的法律责任问题。因此，事件的调查处理，最终当以立法或司法机关的结论为依据。但是，由于事件涉及公安机关，因此，从法律上说，事件的调查处理应当由第三方负责比较科学、合理、合法。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的调查团，包括了省政法委、检察院和新闻媒体以及其他社会各界。从对类似司法案件的调查程序而言，云南的做法也具有某种开创性。以前，我们习惯于由事件当事方或其上级机关来调查处理，这往往引起人民群众对于“官官相护”的指责和不信任，客观上也导致信访案件不断增加。因此，不论在立法、司法还是行政领域，在其过程中如果能够预先充分听取和吸纳民意，坚持人民民主路线，无疑会使国家和社会的治理过程增加科学性、合理性，从而使法律的制定、司法裁判和行政活动取得公民的支持和理解。而唯其如此，尊重法律和秩序的法治观念才能在每个公民的心中生根发芽。因此，提高国家机关的舆论引导能力，应当贯穿于全部的立法、司法、执法等治国理政的过程中。

　　这里，有必要辨析一些与舆论引导相关的通常概念。

　　一谓“媒介审判”。这一概念源于西方，大意是指新闻媒体通过对案件的新闻报道，超越司法程序，形成对案件的预先定性。西方新闻界认为，“媒介审判”违反法治精神。英国也许是对新闻媒体报道司法案件规定最为苛刻的国家，为了防止新闻报道影响法官和陪审团，一般禁止新闻媒体报道和评论正在审理的司法案件。美国基本上也禁止对在审案件的不适当评论和不准确报道，只是尺度比较宽松一些。我国鉴于“文革”大字报、大批判等所谓“大民主”形式严重侵犯公民权利的惨痛教训，也吸收、借鉴了西方司法制度的这一做法，宪法规定审判权和检察权独立行使，不受社会团体和个人等的干涉；我国的新闻职业道德准则也规定记者不超越司法程序进行案件报道。应当说，这一制度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公民的法治观念相对增强了。但是，也应当看到，新世纪以来，一些重大、新型案件的审判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争议，例如刘涌案、许霆案。这促使司法机关开始重视民意，提出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究其原因，就是司法机关如同任何个体一样，也会产生惰性和因循守旧，有时常常陷于具体的案件而看不到社会情况的深刻变化，所谓“一叶障目，不见森林。”需要集合、借鉴公民的智慧。何况，司法机关作为国家权力机关，本来也需要社会和公众的监督。因此，如果一味拒绝“媒介审判”，拒绝社会各界和公众的监督和意见参与，并非明智之举。当然，社会各界对司法活动的监督，也必须限制在法律的范围内，即可以提出意见，但必须尊重最终的司法判决，而不能形成事实上的“公众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