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制度的形成，来源于不同主体在博弈的基础上的一种妥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在面对分歧时，早期采取的是一种简单的暴力方式来解决，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渐寻求到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争端，这就是一种进步，可能是人们认识到过去赤裸裸的暴力是以付出巨大的成本为代价的，虽然这样做是高效率的，但还是尽量少用为妙。美国的国父们在国家成立之初，选择了联邦制，并且找到了法治这一治国方略，不能说这不是美国人民乃至整个人类的幸运。这是一种新的尝试，为美国的强大奠定了制度基础，同时也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寻求到了一种有效模式，为人类的延续提供了不可估量的参考价值。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必须承认其中有着一种历史的偶然，当初13州的代表之间肯定也存在着各种博弈和妥协。美国政治体制的巨大成功，某种程度上可以归功于人们面对社会需要，进行了合理的制度选择的结果。

　　（三）价值均衡下的制度变迁

　　制度的变迁必须建立在对各种不同价值的平衡的基础上。在制度的设置上，经济学的角度上要求我们以达到效益的最大化，即追求一种高效率；而在法学家的立场，追求的确是人与人之间利益的平衡，要求达到最大的公平、正义和秩序。事实上，法学家应该是社会上的一股保守力量，他并不是每每走在制度变革的前列，他们是社会稳定必不可少的力量，他们所代表的司法力量是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他始终应该处于一种被动地位。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法学家们总是冲锋在社会变革的最前沿，我们认为这只能是社会的一种灾难，法律在社会中应该为实现秩序的维护，做出合理的判断，应该承载着对社会、对各股力量的平衡与引导。

　　
　　在阐释两种群体对制度变迁的不同立场时，并不是强调他们之间价值追求的根本对立，实际上是完全可以协调的。在具体制度的设置时，首先应该考虑的是人人心中的一种基本善，即关于正义的价值。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13]强调正义价值的首要性，在于只有正义的秩序才是长久与合理的，非正义的秩序就是必然、是专政。正义和秩序的实现时，并不排斥对于效率的追求，但我们要杜绝的是一种放弃了基本的正义观，盲目的效率的追求，这是我们怀疑这种制度的存在合理性的问题。效率在某种程度上说，可以说就是一种公平。在计划经济时期，社会的发展以牺牲效率来实现公平，实行的是一种“大锅饭”，但对于高效率的个人来说，就不可能是一种公平，这就是在牺牲正义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