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们奉行的侦查指挥构造的立足点，基本上是“以供求证”、“先供后证”；这种侦查指挥模式把打击犯罪、维护秩序作为重要的价值取向，侧重体现法律的工具性价值（如：过去常常将法律及司法部门比喻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这种模式确能提高侦查效率，但它导致过分依赖口供。有人说，口供也是证据，“以供求证”未必不好。不错，口供确实是一种法定的证据，但却是一种最富主观性的证据，如果没有其它证据相佐，其真实性和证明力是大打折扣的。过分依赖口供容易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为了体现法治的基本精神，必须将侦查指挥立足点调整为“以证求供”，“先证后供”，就是“经过科学周密地分析判断，依法采用公开与秘密措施，在查清事实，收集充分、确实证据的基础上，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实施讯问，对证明确有犯罪事实和证据的送预审部门预审，核实案情和证据，完成侦查终结手续并移送起诉。”[2] 这种侦查模式，体现了“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基本原则，体现保障人权和维护社会秩序的统一，是符合法治化要求的科学的侦查指挥构造。

　　(二)认识维度

　　侦查活动“究竟是什么？”有许多侦查员包括侦查指挥员并不十分清楚。他们所知道的只是实际进行的丰富多彩的具体侦查行为，如，对某一地点的具体的搜查、对某一犯罪嫌疑人的具体的讯问、对某一犯罪现场的勘察等等具体事实。如果说，“侦查活动”正是对上述所有活动的指称，那么显然是将侦查活动理解为对具体侦查行为的概括。从逻辑上看，它是一个集合——侦查人员所有工作的集合。对于集合本身而言，它是一种运算方式，是共相，而不是集合中具体的个体。

　　侦查作为一种认识活动，体现为侦查主体对侦查客体的认识过程，这种认识方式是特定历史情境下政治、哲学、文化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它是在特定历史条件背景下，对过去发生的事实过程的“再现”，这种“历史再现”其本身受人类的认知能力的影响，尤其在不发达的社会里，为了查清案件事实，甚至采取“抽签问卦”、“求神传喻”。比如，由于认识能力的限制，在古代法制小说《三言两拍》中，曾记载，一不守妇道的妻子，与邻里少年勾达成奸，后其夫君有所觉察，“荡妇”与“奸夫”合谋，画了一幅“符”贴在夫君经常出入的地方，并常常暗地“念咒”，希望其夫早亡。一日夜深，其夫突然暴亡，家人认为死者身强力壮，突然去世，定是“荡妇”所害，告到官府。官家验尸，未发现疑点，使得此案悬案，审案知府为此非常困惑。一日夜间，审案知府在睡梦中，见到一白衣男子喊冤，并在梦中讲述自己如何是被“荡妇”与“奸夫”所害的经过。次日，知府派人在被害人经常同入的房门上方发现了一幅咒符，并找到了一个制作精巧的、但被扎了若干针刺的写有男子姓名的小人模型，为此，官府拍案就定了“荡妇”和“奸夫”的死罪。这故事中的犯罪手段是“荒诞”的；然而更为神奇的是侦查指挥方式——“托梦”（通过“托梦”人的讲述，重现犯罪过程），也是十分迷信化的，可是那个时代，这种侦查断案方式，还常常被作为经典而流传。在我国法制史上，“神判”曾是侦查审判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