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启示三：用良好的思想道德来保证权力的产生、权力的运行和权力的监督。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崭新的社会，它应该具有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先进的思想道德。但是，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杜会还处于初级阶段，加之先进的思想道德不是先天就有的，它是后天不断学习锻炼而形成的，所以必须加大学习培养。为确保良好的思想道德的形成，一是强调自觉学习；二是必须把自律和他律紧密结合，用法律来保证.以年度目标贵任制的形式，加大对权力监督地位和作用的学习，明确学习的内容、规范学习的要求、考核学习的效果。不断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对权力和权力监督地位、作用的认识，自觉地用好手中的权力，自觉地接受监任。二是使思想道德建设法律化。加快制定思想道德建设方面的法律法规，用法律法规来规范各级领导干部的自律，使之自觉地加强思想道德方面的修养，自觉地掌好权，用好权。
综上所述，西方发达国家权力监督方面有着许多值得学习借鉴的方面，这是杜会主义国家必须学习和应该具备的。因此必须加快法制建设，加快改革步伐，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从而确保权力的健康运行。
六、结语：作为开头的结论
这一案例分析的启示并不仅仅限于此。还促使我A们重新认识中国社会中的制度安排，权力规制（权力架构）或实际运作中的法律。
它将带给我们一更加深层次的思考？我们不仅仅是是要反思在法律中运作中的人，人的素质
、人的知识结构，人的家庭背景
，而笔者认为，我应该更多的是关注，其中问题发生的制度原因。
一个问题的产生必定是复杂和多样性的原因导致的结果，是一个多向度的。而不是单向度的因素来决定。
但是，我们要面对一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要寻求一个社会的科学化、法治化，我们应该寻求制度化。
在这里，我不是“同情”，那些腐败分子，也不是为他们寻找一种“托词”，本文仅仅是想从一个制度层面来分析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腐败、为什么敢腐败），他们不怕心风险吗？
从而，引发了我们思考的，我们的制度是否存在这样的“腐败空间”，如果是如此的话，我们作为一个法律者（或法学家），我们要面对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问题）
，要是解决问题，我们要去设计一个尽量完美（尽管是可能不能完美，或根本不能完美
）的制度（想腐败也没空间）。本文中，分析腐败产生的制度上“瑕疵”，权力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既爱又恨”的东西，我们无法回避它，但也害怕它。正如孟德斯鸠写道：“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手里或同一个机构里，自由就不存在了。”
因此，我们要在制度中去，规制这“既爱又恨”的权力，让“它”能真正的满足国家（政府）成立的初衷
，而不是“伤害“我们的权利。
佳明
写于沁园 2008年12月22日 凌晨1点
【作者简介】
李佳明，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2008级法学理论法学硕士。
【注释】 参见，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第55页。
参见http：//www.chinapeace.org.cn/pabb/2007-12/07/content_35655.htm 2008 年12月22日 22：40。
在中国这个转型的社会背景下，这种案件（腐败）是更加显得很平常，甚至有人认为是不可避免的。
苏力：《法治及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修订版版，第26页 。
参见，苏力在分析《秋菊打官司一文中的反思和分析，到底是那一种力量给予他们勇气去挑战法治。
李爱华：《西方发达国家权刀监督介绍及启示》，《阵地与熔炉》2004年第一期。
李爱华：《西方发达国家权刀监督介绍及启示》，《阵地与熔炉》2004年第一期。
参见，人性研究：人类从哲学上认识自身的特性有着很长的历史（见人）。“人性”一词可以溯源到古代。中国春秋时期的儒家典籍已经谈到人性。《礼记？礼运篇》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战国时告子提出“生之谓性”、“食色，性也”。孟子以天赋道德观念来解释人性，认为人性本来是善的；荀子则与之对立，主张“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人为）也”。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都谈到过人性。亚里士多德曾提出过人在本性上是“政治动物”的著名命题。其中是很复杂的，至今还没得出一致认识。
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联邦文集》，第264页。
参见，这种思考是在读苏力的《制度是如何形成？》中一个思考，从而我看到，案件（尤其是腐败案件的猖狂），的产生不是一个单个事件，而是经常发生，应该（或必定）是存在其制度上的原因。
参见，陈瑞华教授在多次发表的演讲和论文（研究方法的论文）中，他认为我们应该是国际眼光和问题意识。
苏力：《法治及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修订版版，第30页 。
在这里，用人民合不合适，正如何老师，给我们在课堂上的讲解，也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人民合适性？也是值得我们反思，在本文中，仅仅是作为一种代用名词，不作深入的思考。
但是，其实我更愿意用这样的一个称呼，因为从个人主义研究方法来看，这个才能更好的反映诉求。
在西方，腐败案件曾经也是比较猖獗的，也面临我们这样的问题，甚至更严重，在台湾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陈水扁案件的处理，也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修订版，第285页 。
李龙主编、汪习根执行主编：《法理学》，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联合出版2003三年版，第420页。
李爱华：《西方发达国家权刀监督介绍及启示》，《阵地与熔炉》2004年第一期。
周叶中主编：《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修订版，第101页 。
李爱华：《西方发达国家权刀监督介绍及启示》，《阵地与熔炉》2004年第一期。
参见，周叶中主编：《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修订版，第101页 。
李龙主编、汪习根执行主编：《法理学》，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联合出版2003三年版，第420页。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修订版，第285页 。
李爱华：《西方发达国家权刀监督介绍及启示》，《阵地与熔炉》2004年第一期。
例如，多是归纳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一些基本做法。
这样让我想起了苏力在《什么是你的贡献？》一文，尽管我没能力去做“贡献”，但是，我应该要学会独立思考。
尽管我不是很喜欢用这个词语，难免会被认为是“国情决定论者”。
参见，陈瑞华教授在多次发表的演讲和论文（研究方法的论文）中，他认为我们应该是国际眼光和问题意识。
参见，苏力吉林大学法学院一次演讲中，他谈到这个问题（面对中国问题），同时，在他的一篇文章中《面对中国法学》中也说到这个问题（面对中国问题，面对当下） 。
何刺龙：《法律中的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一期。
李龙主编、汪习根执行主编：《法理学》，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联合出版2003三年版，第422页。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修订版，第285页 。
李爱华：《西方发达国家权刀监督介绍及启示》，《阵地与熔炉》2004年第一期。
朱应平：《论宪法的市场经济条款对国家权力的规制》，《企业经济》2006年第一期。
何刺龙：《法律中的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年第一期。
何刺龙：《法律中的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年第一期。
李龙主编、汪习根执行主编：《法理学》，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联合出版2003三年版，第420页。
参见，周叶中主编：《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修订版，第101页 。
参见，在改革开放中，曾经也面对过这样的问题，是要学习西方还是回避西方，同时在我们的法理学中也存在国际化和本土化之正争，还导致苏力教授写了一本书《法治及本土资源》，尽管很多人误读了它。
其实，在中国也还是有很多权力没有受到法律调控，也就是更本不能得到监督。
李爱华：《西方发达国家权刀监督介绍及启示》，《阵地与熔炉》2004年第一期。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修订版，第285页 。
李龙主编、汪习根执行主编：《法理学》，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联合出版2003三年版，第420页。
李爱华：《西方发达国家权刀监督介绍及启示》，《阵地与熔炉》2004年第一期。
朱应平：《论宪法的市场经济条款对国家权力的规制》，《企业经济》2006年第一期。
何刺龙：《法律中的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年第一期。
参见，周叶中主编：《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修订版，第101页 。
苏力：《法治及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修订版版，第30页 。
人的素质，这是一个很广泛的concerpt ，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界定的范畴，避免会被评为一中基因决定论者，我更愿意相信，马克思·韦伯的社会学中的认识，人都是社会的产物。
在西方刑法的研究早期，人们认为，一个的犯罪是和他的基因是有关系的，你的家族就决定了你将要犯 罪，这种理论曾经很流行。
参见，在《西方哲学史》都谈到这个问题，尤其是在马克思中也论述，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复杂性关系。
在中国建国以来，多少高官落马，难道他们不担心吗？笔者认为，其中不单单是一个意识的问题。
参见，苏力在他们的，《法治及本土资源》中多次，提到这个问题，面对中国问题。
参见，在马克思·韦伯中的著作中也谈到过，人的理性甚至也是靠不主的，理性的全能性也受到质疑。
参见，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上册，第156页。
参见，在何老师和同学谈论过程中观点的交流，同时在上次读书会，张晓玲老师关于《政府论》讨论中也谈到这个，政府的诉求是什么？
第 [1] [2] [3] [4] [5] [6] [7] 页 共[8]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