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吾国经济，就不废商人经济和商品经营。先秦之际，能纵横捭阖的子贡、范蠡、白圭、吕不韦等，皆以善于经商而名世。逮至秦汉，尽管有寡妇清这样得到朝廷青睐的巨商大贾，但秦之短命和暴戾，无以育商人、商业自由发展。两汉虽延绵数百载，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结果，既有悖于原始儒家之宗旨，也阻碍着商业经济之发展。特别重农抑商之理念、盐铁官营之举措、士农工商之阶级歧视，严重挤压了商人和商业自治发展之空间。但即便如此，商业经营并未完全窒息，张骞出使西域，既为政治、军事之举，亦得贸易商业之功。秦汉以降，虽然重农抑商之政策延绵不绝，但商业、商人之活动日益突出。特别光大了丝绸之路、陶瓷之路的唐朝，对外贸易，名震天下。丝绸、香料、陶瓷等，通过商人的交换，沟通了东西方。对内交换，不遗余力。长安、扬州、益州等大都市之崛起，没有商人参与，几乎不可想象。宋明以来，商业经济之发达，几乎与理学禁锢同时登场、同时光大。但商业经济之发展，终然因理学桎梏，未能发扬光大为制度创新的实践基础。反之，在正式制度中，商人也罢，商业也罢，都是末位者。

　　但尽管如此，商人从业，依然依赖秩序。当国家法律无以为商人从业提供应有秩序时，商人们通过同业自治、同乡自治的方式，建章立制，营造秩序。笔者曾参观、调查过多处山陕会馆，或山陕甘会馆，深为古人从商中的自治精神所折服。一帮背井离乡的商人，为了打拼天下、赚取银两、建功立业的要求，把来自某一区域、并在某一地方居有定所的商人们都召集起来，聚沙成丘，建立一个乡人同业者间的自治机构。在这个自治机构内，人们公推会首、公议规则、调处纠纷、统一信仰、敦俗教化、和谐自处。在那里，赚取银两固然重要，但商人们尚能坚守“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基本人伦精神和道德理念，把好利的商业经营置诸仁义的道德框架和“制度”规则中。在这些地方，人们不时可见关公崇拜和关羽信仰。把这位中华史上忠、信、义、勇兼具的人物作为其商业崇拜神。不惟如此，山陕会馆还遍布全国，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尚存在北京、天津、江苏、山东、河南、湖北、贵州、陕西、甘肃、四川等十省市，以山陕会馆、陕西会馆、山西会馆、西秦会馆等命名的会馆，就有近三十处。这说明，相关会馆不仅联谊一地，而且连通全国，不止在一地一乡形成和会馆相关的商人间的自治秩序体系，而且在更大的地域范围内，联系、组织着同乡商人间的自治秩序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