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栋和《罗马法与现代意识形态》(修订)-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正如徐教授在《罗马法与现代意识形态》序言中所述：“本书涉及面广泛，难免出错。”通过阅读该书，我也发现了四处值得商榷的问题，分别叙述如下：
　　一是我觉得对《奎里蒂法研究》一文中的一个注释（见该书第86页注释②）需要补充。理由是翻遍前后文，笔者实在找不到“巫宝三主编”的“前引书”究竟是什么书。在查阅网络资料后，我准备建议将此参考书确定为《古代希腊、罗马经济思想资料选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以供其他读者查阅。
　　二是作者在该书第99页、第241页、第273页等诸多地方，将自公元前27年到公元后285年的这段古罗马时期描述为罗马的黄金时期，并认为当时的民主自由程度不亚于现代美国。对这种厚古薄今的说法，我不敢苟同。结合以前写过的《法治与人治的较量——兼论德治》和去年发表的《盖尤斯法学思想解读》，我认为：“在屋大维死后的270年内，人治政体下的贤明君主，数得上名字得只有狄度、纳瓦尔、图拉真、安敦尼.庇乌、马可.奥勒留等几位。其余的都是有名的暴君。盖尤斯出生和活跃的时代分别是罗马皇帝哈德良（公元117－138年）和安敦尼.庇乌（公元138－161年）（即中国史书上的大秦王安敦）在位的时候。去世的时间又在一代明君马可.奥勒留掌权时期。这一段时间，正好是罗马历史上非常开明的“安敦尼王朝”。当时罗马市民籍正在扩张并被普遍授予帝国境内的所有居民，盖尤斯在《法学阶梯》中.提出的“人法、物法、诉讼法”的三分法体例结构成为了传播与上述市民身份相联系的罗马法工具，导致该书的手抄本一度畅销亚非欧三大洲。现在我们来看看罗马五大法学家中的另四位：帕比尼安以前拥护君主专制的立场，在212年塞维鲁的两位皇子的争权斗争中，他转而反对皇子卡拉卡拉暗杀其兄弟，并拒绝为卡拉卡拉的可耻行为作辩护，结果被其处死，成为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乌尔比安也相信罗马人民通过该法赋予皇帝最高的权力，他主张”国王不受制于法律“、“皇帝的决定具有法律的效力”，但是乌尔比安作为帕比尼安的学生，与当时的政治中心靠得太近了，甚至一度当上罗马帝国的副皇帝一职，终于在一次士兵哗变中，死于塞维鲁皇帝近卫军的械斗之中；至于其余两位法学家——保罗和莫德斯丁，前者是乌尔比安的同学，后者名气较小，且又是乌尔比安的学生。盖尤斯只是一名普通教师和著作家，在世时并未获得“公开解答权”，其对法律的解答不具有法律效力，他也没有像帕比尼安和乌尔比安那样身处政治漩涡中央，招致政敌愤恨和同仁嫉妒。因此，他的作品应该是保存最完整的。笔者不敢肯定当时罗马帝国是否像中国的秦始皇一样搞过“焚书坑儒”之类的事情，但帝国时代的法学，由于统治者利益的需要，往往确实是屈从于政治的。公元1世纪的卡里古拉皇帝还一心想废除法学家的研究工作。他经常恐吓说，老天作证，他要留心不让法学家的任何解释违背他的意志。一位双目失明的法学家因其家谱中保存着恺撒的谋杀者卡里乌斯的肖像而被尼禄判为有罪。由此也不难推测为什么古罗马那么多法学家的著作没有流传下来。公元426年，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和西罗马皇帝瓦伦廷二世颁布《学说印证法》，盖尤斯与帕比尼安、乌尔比安、保罗、莫德斯丁被一起列为罗马五大法学家，盖尤斯的地位仅次于乌尔比安和帕比尼安。公元六世纪时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的《学说汇纂》中有535条选自盖尤斯的《法学阶梯》。查士丁尼时于公元533年完成的《法学阶梯》,即以他的原著为蓝本。以上提及的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查士丁尼和西罗马皇帝瓦伦廷二世，这三位在当时有两位是中兴之主，一位又有宏图伟业之才。盖尤斯的著作身逢其时，真是走大运了！”由此可见，罗马的这一段时期并非什么“黄金时期”，“黄金时期”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学家杜撰出来的。徐教授这样描述，显得过于理想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