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是之故，鄙人以为，吾国当下实在法尽管多如牛毛，但在实在法合法性之根本问题尚存在严重缺陷时，就急吼吼地以实在法消灭我们的生活事实，催生的只能是危险的实在法，而不是民间法的危险。兄以为西方法学家关注实在法之外的社会生活等等，乃是因为其法律完善的缘故。我以为恰恰相反，是法律实证主义的兴起，才真正表明一种相对完备之法律体系在西方呈现的事实。吾国尚不存在这一事实，法律合法性的确认、博弈正在进行中，在此过程中，过分强调实在法和法律实证主义，不过是对“生米做成熟饭”的一种无可奈何的体认。因之，尽管我关注法律实证主义，但之于当代中国法律，更切要的关注，乃是对吾国法律合法性的讨论。我关注到兄的文章中对权利本位的阐发，这是个老话题，尽管我不太赞同在义务比较意义上谈论权利本位的话题，但只要你主张权利本位，就意味着你本身进入到对法律合法性问题的执著中。在此意义上，我们之间似乎又多了一重共识——因为强调国家法律体制对民间法的关注，其实就是强调区域主体、“自治”地方（不仅是民族自治地方）的权利。
三、民间法、法律渊源与“强制力的合法性”
我也注意到，兄在谈及民间法最多只是一种法律渊源时，进而强调它的功能不过尔尔。但我要强调的是，即使民间法仅仅是法律渊源，其功能也绝不应小觑，其“强制力的合法性”（尽管我不赞同这一概念，但这是我兄几次立论之基础，我也就姑妄用之）也不能否认。
法律渊源可有两种解释，其一是法律的来源或者社会基础。在我国的法理上，一般不讲这一层面的法律渊源。既然如此，我也就在此不费笔墨。但稍需说明的是，把民间法、习惯法作为法律渊源，恰恰表明法理上常见的法律渊源理论，对法律之社会渊源或社会基础的关注。否则，这一渊源完全可以被置之度外，在实在法理念下，不予理睬。
其二是在法律适用意义上的法律渊源。在这里，不论实在法，还是民间法、习惯法，都是法律渊源。在法律渊源中，实在法和民间法、习惯法尽管其效力位阶不同，但作为法律渊源本身的抽象定位无别。如果法律渊源可以二分为正式渊源和非正式渊源，则这一正式渊源和非正式渊源之分类，已然表明其缺一不可的重要性。
当然，你在后文中强调说你的目的是要证成民间法不具有“强制力的合法性”，假设这个概念本身能够成立，又假设此一概念和你所讲的“规范的合法性”真有区别，也不能说明民间法不存在“强制力的合法性”。当法官针对某一案例，在法律的正式渊源和非正式渊源之间选择了非正式渊源予以判决，并且生效时，对两造而言，接受这一判决的根据，恰恰在于经由法官所选择的非正式渊源的强制性（感兴趣可看看“顶盆过继案”的裁决）。这里，似乎可以用得上现实主义的观念：不论正式渊源，还是非正式渊源，对法官判决而言，都是一堆制度事实。只有当法官在个案的裁判中选择了正式渊源或非正式渊源，进行裁判时，它们才取得了真正的“强制力的合法性”，才是“实然的法律”。倘若一种所谓正式法律渊源，如吾国宪法那般，被法院公然宣称不宜“司法化”，则说它是“死法”，并不过分，说它是“毫无意义的空气振动”，还抬举了它！它在司法层面，基本上没有你所谓的“强制力的合法性”。如果说存在，那也只是法学者的理念和想象，而非事实。因之，关注“法律渊源”，关注你所谓的“强制力的合法性”，就必须关注司法和其他法律运用。不被司法和其他法律运用所采纳的法律渊源，就根本不存在“强制力的合法性”，最多只具有象征性；反之，凡是被司法和法律运用活动所采纳了的法律渊源，无论其是正式的渊源，还是非正式的渊源，都具有你所谓“强制力的合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