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刑法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记得梁治平教授在法律与宗教中讲：“没有法律人类便无法维系当下的社会；失去信仰则人类将无以面对将来的世界”。人类告别了神明选择了法律，并且不断的加工打造，以期成为人类最可信赖的规范。法律是由技术，信仰，权力等共同支持运行，三者达到最佳配合状态才是最好的法治社会。在我国法治社会的构建走过三十年的今天，这三大要素既有自身的问题又有合作有分工问题。分析观察刑法学领域就可以比较明显地看清。　

　　我国刑法，从苏俄辗转一条曲线后又回到了大陆法系行列，刑法人意识的觉醒使刑法在质和量上都有长足的发展。然而，现在处于历史的转折点，社会的急剧转型没有给刑法人留太多的思考时间和实践空间。站在刑法转型的潮流面前，就像毛泽东所言：“一切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的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笔者认为，刑法学理论研究，至少应该是“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类型的学者，应该抓好“提前量”与立法、司法拉开一定的“纵深”，前瞻刑法的发展方向。当然，刑法学也是实践的，对于司法的“舐犊情深”是题中之意，决不是舍弃更应该加强。那么笔者更愿意在更旷阔的视野来前瞻刑法的发展方向，发展理念。刑法学“博大精微”，说它博大：刑法学从时间来看穿越整个人类历史，从空间来看覆盖几乎全部领域；说它精微：刑法学是最精密的科学。这一点很类似我国的“中医”博到“天人合一”；精到“毛孔银针”，刑法就是治疗社会的“医学”。　

　　大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我国的刑法学研究很多处于“下医医病”层次，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当然，并不是说“对症下药”不好，而是“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对整个社会缺乏刑法眼光的整体观，致使刑法学对于现实的回应和理论体系的构建陷入了“致病菌——抗生素——致病菌……”似的没完没了式的恶性循环之中不能自拔，找不到中国刑法的发展方向，就像李海东博士的“天问”：是不是我们的研究存在某种偏差，才会出现刚刚起步就似乎到了理论终点的感觉？这就是有学者一针见血的指出的：我国刑法学研究在总体上视野狭窄、方法陈旧、缺乏创新、低水平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