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上文对不同类型人肉搜索的权利位阶问题的分析，得出：并不存在着确定的权利位阶。因此笔者认为不宜提出一个隐私及隐私权的概念，而是根据不同类型的案件作出具体的判断。当在第一类人肉搜索中，言论自由权优先于隐私权等人格权受到保护，此时隐私及隐私权的概念应当采取一种交狭窄的定义，如“与人格尊严无直接联系的合乎法律及基本道德的个人信息”。而在后两类人肉搜索中，应当采取相对广义的概念以保证公民的人格权。
四
人肉搜索中的隐私权问题不仅是一个民法问题，更是一个法理学问题，即权利位阶的确定。通过本文的简单分析，得出没有一个确定的隐私权与言论自由权的位阶 ，而需要通过个案来确定。由于权利位阶的不同，才导致了不同的隐私的法律概念。并不存在着一种普适的概念来规范我们的生活，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对建立在个案基础上的经验理性。
【注释】作者简介：姜旭东，上海政法学院本科生。
从被搜索的对象来看，人肉搜索一般可以分为针对某种事件、知识的搜索、针对特定主体信息的搜索及混合型搜索等三大类。对于分类的法律意义可参见：刘德良，《“人肉搜索”中的私法问题研究》，http://liudeliang.fyfz.cn/
田飞龙，《“人肉搜索”的社会功能及其规范化需求》，载于《互联网法律通讯》第4卷第1期，2008年
苏力，《<秋菊打官司>的官司、邱氏鼠药案和言论自由》，载于《法学研究》1996年第3期
林来梵 张卓明，《论权利冲突中的权利位阶——规范法学视角下的透析》，载于《比较法研究》1998年第3期
戴激涛，《从“人肉搜索”看隐私权和言论自由的平衡保护》，载于《法学》 2008年第11期
罗昆，《道德、法律与“人肉搜索”中的隐私权 》，载于《人民法院报》2008年8月12日
参见，梁慧星，《隐私的本质与隐私权的概念》，载于《人民司法》2003年第4期
有学者认为与人格尊严无直接关系的个人信息，如家庭或工作单位地址、电话号码、教育背景、年龄、收入等个人信息，不应当纳入隐私权的范围之内。 参见 刘德良，《隐私权保护范围之厘定》，载于《人民法院报》2008年8月12日。但笔者考虑到人肉搜索的后果难以确定和控制的特点，个人信息公布很有可能导致被搜索人及其家人受到严重的侵扰。因此，隐私权保护范围应当适当地扩大，特别是披露被搜索人的家庭地址的行为应当作为侵权行为认定。
参见，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6页
参见，王传丽，“隐私生活的权利和法律保护”，载于《民商法论丛》，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参见，梁慧星，《隐私的本质与隐私权的概念》，载于《人民司法》2003年第4期
刘德良，《隐私权保护范围之厘定》，载于《人民法院报》2008年8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