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也曾自诩有着一颗悲悯之心，可要把这个智障的流浪汉领到自己家中供养着，我确实做不到。我不知道自己的“悲悯”中含有多少虚假的成份，只感叹要做一个善良的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所能做的就是每天在他身边悄悄放下一个馒头。可他总在上午10点钟就不知去向，晚上什么时间回来也不清楚，只在每天早晨上班的时候才能看到他躬着身子睡在他的“老地方”。　

　　明天就是年三十了，我想如果他还在这儿的话，我在夜里等他回来给他送一条旧棉被，尽管他已经有了一条棉被并且他也经常不知道往自己身上盖。　

　　可是，到了年三十那天，流浪汉却不见了。从那天起，他再也没出现过。也许他的家人找到了他，把他领了回去；也许他觉得这儿已不适合他“居住”了，他又给自己找了一处新的“领地”；也许他已在白天流浪的时候，冻死在某个街头……　

　　这是2008年春节前发生的故事。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一直对这件事放不下来，因为我知道我们国家每年都有千千万万个这样的流浪汉在流浪，他们每个人都曾经或依然是某些人一生的至爱，他们的行踪也牵动着他们每个亲人的心。　

　　随着美国雷曼银行的破产，金融危机波及了全世界，中央为了救市拿出了四万亿人民币来“拉动内需”。我以为，这个内需当中，为每个县建一座救助站才是最大的“内需”。昨天，我打听了一下，县里的救助站依然无“戏”。　

　　四万亿都弄到那里去了？有人说至少有三分之一进了官员们的口袋，然后变成了银行存款或现金码在某些私人住宅里。因为为了这四万亿，每个省里都在向中央申报“项目”，那个“项目”该上，哪个“项目”不该上，完全是某些人一句话（尽管这四万亿都是纳税人的钱，可纳税人对这四万亿如何花并没有太多的发言权）。在这种情况下，上下“打点”就是不可避免的事。对此，我将信将疑。前些日子去北京出差，有人告诉我，春节前北京的宾馆、酒店入住率特高，都是各省市去北京送礼的。事实上各省的省会城市也是这样，每年的这个时候，我都会尽可能地选择不出差，因为住宿太难了。那天在北京的一家五星级酒店里，我看到服务生用推车为客人推送着包装十分精美的地方土特产，随行的客人们还在扮着手指算计着还有某个部门和某个领导那儿没去，计划在下午或晚上去……　

　　其实，我也很关心这四万亿“救市”资金的来源和去向，只是我觉得全国有那么多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轮不着我来关心。遗憾的是至今我也没看到或听到有某个人民代表，代表人民对这四万亿人民币的“前世今生”讨个说法儿；也没看到或听说某个政协委员提出对这四万亿人民币如何使用进行“政治协商”，因为他们都懂得“帮忙不添乱”的含义。倒是一个不知轻重的上海律师严义明在2009年元月7日“拉着行李箱”赶到国家财政部和发改委，向工作人员递交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要求他们公开四万亿“救市”资金的来源去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