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起来，在戊子年将别、己丑年将至之际，鄙人忽然想起某年在威海召开的一次儒家法文化研讨会上所发生的旧事：白天在会议上，代表们就有关话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激烈的辩论。到晚间用餐时，笔者指导的一位博士生却泪眼汪汪地到我的餐桌上来找我，这真把我吓了一跳：这么多客人，多大的事居然让这孩子收不住眼泪？！当时，我只好给她说你冷静一点，有什么事慢慢说。等其情绪稍加稳定，她才告诉我说：她所在的桌上某某老师把她骂得狗血喷头，让她忍无可忍。我只好答应过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何事。我刚落座，那位我很尊重的仁兄又骂开了：你的老师还活着，即使你的老师死了，你轮不到你上台批判、反驳你老师的观点！哦哦，原来是为这事！原来是包括这位学生在内的我指导的两位学生，在白天的会议上登台反驳了我的观点，令这位仁兄很是不满，很是看不过去！听到这里，我当即开脱道：请兄别介意，学生反驳老师观点，是我向来所倡导的。听我这么一说，这位仁兄更加来劲，并且转调枪口，把我狠批猛批了一通：谢老师，你就培养学生对老师离经叛道啊？呵呵，我完全理解这位仁兄的心思，留学日本多年归来，师道尊严在其心中根深蒂固。这种情形，不要说在我们东方国家，即使在人们心仪的西方世界，也照例存在。譬如在古希腊，致力于发现人才、传播知识，并在其写作实践中笃信“对话体”的柏拉图先生，虽然深知其弟子亚里斯多德的旷世才华，但终然没有把其“阿卡德米学园”的精神继承权交给才华横溢的亚里士多德，而是交给了逊色于亚氏不知几何的其他弟子。笔者也曾不止一次地听到时下的一些大腕们，强调在自己的学生中要培养、发现“最像自己”的人，作为其精神生命的延续。这一切，似乎在传递着人类教育的一个基本趋向：教育就是动员——以自己的思想、主张、观点动员并影响他人，使他人成为自己精神的从属和延续。　

　　这种教育的结果，或许只能缔造一个动员型社会。事实上，动员型社会，乃是一个民智未开、幅员辽阔、人民众多的国家所时常采取的政治策略。长久以来，借助精英者的社会动员，更是我们这个有着悠久历史、深厚文化、广袤土地和众多人民的国家组织社会、构造秩序、安排政治、运作经济的基本方式。每当国家遇到疑难、棘手、冲突的问题，人们首先选择的，并非是寻求冲突者之间的协商、对话和谈判，而是精英们振臂一呼、高头讲章式的一言堂。芸芸众生不过是一个个受众，大家的思想都要被纳入到精英所编织的语言或行动框架中。对这些受众而言，表决心、献红心、一心紧跟是这种议事框架中必须具备的，否则，一旦受众逃离了这一框架，就被视为秩序的耗散者、破坏者、离间者，就是被人们时时提防的“另类”。这种动员型的社会结构，势必在教育中也同样贯彻一种动员型社会的教育机制。因之，即使一些学界巨子，仍然会顺我者昌（尽管他们一般不会逆我者亡）。特别是在一个学派内部，对师尊过分的顶礼膜拜，一方面成就了学派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消磨了受众们的自由意志和创造精神。政治和教育的此种互动，造就了一个典型的动员型国家或动员型社会。其结果必然是所谓统一思想、统一意志之类高调口号的长盛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