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在深圳遇到了三年未见的朋友，因我偶然中提到了“泾渭分明”这个成语，考虑到他刚从渭河边上的一所学校毕业，便顺势向他求证这一说法，他告诉我，他们中文系的几个朋友用了四个字来形容渭河的水质——“浅不见底”！ 　

　　顿时，渭河的形象在我面前马上被活生生的勾勒了出来，那天我刚好和梁君在公路边上，恰是晚上，仿佛公路边上那条刚被掀开盖子整修的下水道就是渭河，而王羲之先生正挥舞着大笔准备为我们再现他那了不起的《兰亭集序》。 　

　　最近我一直念念不忘那四个字，却也并不想去预言五十年后它会不会被收录进《辞海》而成为成语的可能性——然而，当我今晚突然间发现这四个本是形容自然界现象的字却和我们当前的学术——甚至是社会相联系的时候，我的第一感觉绝不是惊奇，而是“战栗”！ 　

　　我不是知识分子，可我追求知识，将知识作为信仰，将求知当成事业，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智慧的尊崇使得我习惯性的去观察社会、反思人性——因为一切知识和智慧都是“取之于民”的，这也决定了真理的首要价值是用之于民——当然，这不等于说真理就要马上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否则如何解释相对论的伟大价值，要知道一百年前能够理解相对论的人也不超过十二个人。复旦大学胡守钧先生是深刻理解这一点的，所以他在“复旦夜话”上就一直很强调两点，一是科学精神，一是人文精神。所以说，“价值”具有科学性、社会性和历史性，真理价值自然。 然而，无论真理价值的大小，其前提是真理存在，只有这样，工作者们才可以进一步探讨其价值大小、实现方式以及实现可能。 　

　　而现今，除了一些孜孜以求者——袁先生的“杂交水稻”我们不说，文革已逝；彭总的“一分试验田”我们也不看，“浮夸风”亦逝；巴先生讲真话的故事也不必谈，先生也过逝了——不必说，也太多，毕竟我们的民族还是具有求真务实之光荣传统的——然而，回首我们这半个世纪的学术界，除了那些不必言说也显而易见的成就之外，我们也不乏很多庸庸碌碌之辈，更甚至于不乏学术造假之徒。“水至清则无鱼”，可是我们已经快到了——在有的行业，有的领域，有的地方已经到了——浅不见底的程度，有鱼吗？或许有三条：鱼爷爷得肠道癌而亡，鱼爸爸悲伤、胆怯、抑郁而亡，剩下小鱼——可怜的小鱼，无疑，他是最需要营养而又最缺乏采集营养的技能者——可偏偏“鱼家族”这一最负使命而又最脆弱的一代却又是最缺乏免疫的一代。显然，“鱼氏”之命运昭然若揭。而鱼氏之中道蹦卒无疑是爷爷的遗憾、爸爸的悲哀，更是鱼家的灾难。鱼尚如此，人何以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