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国家契约。政治实际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契约。从这样一个契约论的角度来理解国家，则国家是不应该有它自己的利益的。如果说国家有利益，那就是保护共同体中每一个个人的自由和权力。当一个国家有其自己的追求和利益，并且是独立于里面成员的利益的时候，那危险就会到来。所有的政客都会以国家的名义发动各种各样的剥夺个人权力、侵犯其它共同体自由和权力的事件。　

　　（3）主权在民。很多单一制的国家也有这样的主张，认为主权是人民的。但从实质意义上理解的话，只有在联邦框架下，把权力划分为无数个中心，真正的主权在民才有可能。　

　　（4）治权分享。这就意味着国家不存在最高权力。如果一个社会中存在最高权力，公民是没有自由可言的。所以，国家权力的分享就是法治社会必然的要求。　

　　（5）主权可分。具体制度体现为：第一，多中心的制度安排。把社会的权力分成了网格，没有任何行使权力的单位拥有最高的权力。第二，权力保留的原则。没有授予联邦的权力一律归各地方共同体和人民所有。第三，地方各共同体之间的竞争，这样可以保持国家整体的活力，不断向前发展。　

　　3、联邦制的模式　

　　联邦制政体通常使用双重政体模式，即有一个权力直接来源于人民的全国性政府，并且有其独立的执法机构，不借助于地方政府等其它政府执行法律。这个意义上，联邦政府是一个完全集权制的政府。这里的集权是从其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的关系而言的。现实中绝不会存在某个行政机构还有一个实体的地位；也不会存在这样的可能，即某个行政机构能够颁布和立法机关颁布的法律相违背的命令规章。　

　　4、联邦制的普适性　

　　联邦制作为多中心、自治、非集权的制度安排，是一种有着巨大包容性的政治体。自其诞生以后，人们不仅用它来将分散的政治体结合成统一的国家，还用它来在统一的国家中实现不同种族、民族、语言、宗教、文化、习俗的人民和平相处。虽然人们的联邦制实践有成功也有失败，但实行联邦制或引进其某些制度安排，是迄今在统一的国家中处理高度差异性问题的最佳选择。在联邦制下，分权、自治、多中心的制度安排，为不同种族、民族、宗教、文化、社会利益群体，提供了表达政治愿望的最充分渠道。在这种情境下，人们常说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并不是两个相互对立的东西，而是分别与“解体”、“同质性”相对。由于存在多个政治中心，政治生活不像单一制共和政体那样由一个全国性的单一多数所决定，而是由许多个多数或者说“复合多数”所决定。这种制度可以为防止多数人的暴政、保护少数人的权利提供有力的保障。联邦主义也为人类自由所不可缺少的共和政体，开辟了非常广阔的适用范围。　

　　现代共和主义的奠基人之一孟德斯鸠说，一个共和国，如果小的话，则亡于外力；如果大的话，则亡于内部的邪恶……这种弊害出自事物的本性，不是任何法制的形式能够医治的。要是人类没有创造出一种政制，既具有共和政体的内在优点，又具有君主政体的外在力量的话，则很可能，人类早已被迫永远生活在单人统治的政体之下了。我说的这种政制，就是联邦共和国。托克维尔认为美国人民自立自强、进取创新、关心公益的精神得益于其自治和分权制度，说联邦既像一个小国那样自由和幸福，又像一个大国那样光荣和强大。　

　　概而言之，我们可以认识到：寻找适当的政制安排，将小国的优点与大国的优点结合起来，使小国得到安全，大国实现自由，这就是联邦主义者的一贯追求。多中心、自治、非集权，尊重多样性，保护少数，以及维护国家的统一，这就是联邦主义者的基本主张。“正义”、“自由的生活”、“国内和平”、“安全”、“全民的福利”等醒目字眼，就是联邦主义者的价值谱系。[6]　

　　所以，我们认为，单一制虽然是最基本的国制形式，但是，对历史的国家而言不具有普适性，相反，那些许多打着民族自决口号的政客却以此为依据制造国家的分裂和战争，这完全不是理性的抉择。只有联邦制及其推广的思想才是未来社会最佳的国制选择，也是国际社会维护持续和平的重要组织制度，因此，我们认为联邦制是具有普适性的国制形式。　

　　中国长期推行大一统也就是中央集权。对中国宪政有阻碍的最大力量是集权。中国大陆国家制度变革的核心是变革集权治理模式，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和走向法治社会。中国实行宪政的国制形式要有两个参照，一是如何落实公民权力，这是主权问题；二是怎样能完善我们的大国治理，这是治权问题。中国人口众多、地区差异巨大，又由于传统的和现行的体制上的原因，使我们今天面临一个极其复杂的局面。在这样的条件下，怎样进行大国治理是摆在我们面前最重要问题。我认为，中国如果要全面彻底实行四权宪政，也必然要选择联邦制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