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此，可以看出，聂亦峰之所以能够审结他前任们未能竟功的田坦案，主要不在于他是独立于行政的专门司法官，也不在于他的律学修养与他的前任根本不同，更不在于他不像其前任那样不受吏胥差役的影响，而主要在于他有查清并审结本案更大的责任和信心，尽管这种责任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外界的压力；在于他在把握人性、了解“地方性常识”的基础上，运用其智慧，较大程度摆脱如他所说的“胸中丘壑”式的成见，详细对照踏勘资料和本案的司法卷宗，从而找出本案纠纷产生的关键因素，即“南”、“北”字样的改动。简言之，他的调查案情的成功并非是基于专业化学识的长期培养，而是与经验阅历紧密相关的对“常识”的体认。　

　　四、“常识”与县太爷的结案艺术　

　　聂亦峰经过研读本案卷宗、实地踏勘的基础上进行了对照、分析和解释等工作，基本查明案情，并向上司进行了汇报，此时是1860年。该案并没有即时判决，直到聂亦峰于1865年再度出任新会知县时，才最终宣告判决结果。[16]　

　　本案起因于沙田系属争议，经聂亦峰的调查分析，本属莫姓无疑，莫姓因涉讼引起了巨大麻烦，自愿将该系争沙田捐归义学作为办学经费，那就应该将此田亩断归义学管业；至于赵姓五命八伤，聂亦峰的推理更易为我们接受：造成五命八伤的直接责任人是官兵，官兵受命于其长官，长官又受命于官府，用现在的话说，是职务行为，具备正当的免责理由。莫姓和义学负责人在命案发生之际，根本不在现场，因此不存在对此死伤直接负责的人。若欲以传统司法中极端重视的“人命拟抵”原则而言，本案开炮的两名营弁已在监狱庾毙，更何得牵连他人？再反观本案的最终判决结果，系争田亩判给赵姓管业，其理由为“莫姓忍亏”、“义学廉逊”、“捐出既不愿收入，岂能任无主之抛荒？有价亦不能无偿，当仍归乙姓管业。”命案则没有深究。　

　　这种断案思路，按照聂亦峰在判语中的说法，是“原情之逾格”、“曲意以从权”。也就是说，没有遵照成文法的规定来进行。[17]关于按律定拟，《大清律例》“断罪引律令条”规定：“凡断罪，皆须具引律例，违者，笞三十。”该条律文下面的例说得更明白：“承问各官审明定案，务须援引一定律例。若先引一例，复云不便照此例治罪，更引重例，及加‘情罪可恶’字样，坐人罪者，以故入人罪论。” 〔11〕 （P. 595-596）即便律例没有直接的条文援用，需要比附之处，“尚须刑部会同三法司公同议定罪名，于疏内声明‘律无正条，今此照某律、某例科断，或比照某律、某例加一等、减一等科断’详细奏明，恭候谕旨遵行。” 〔11〕 （P. 127）观察上引清代成文法规，本案定拟显然与之违背。　

　　为什么会出现此种司法判决明显违背法律规定的情况呢？实际上聂亦峰在这里使用的是“大事化小”的办法，即将命案当成“细故”案件来办，最终达到“息讼”的目的。一般而言，将命案当成“细故”案件来办，不仅违反既有的法律规定，而且在事实上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即便上司不予追究，尸亲一造因蒙冤而肯定选择上控。那为什么本案可行呢？首先，如上面所分析，赵姓本就理曲，五命八伤又没有直接的责任人。其次，赵姓所争，本在田亩。聂亦峰于咸丰九年调查清楚后，“赵姓畏亏，即便赴省翻控”，[18]其目的无外乎在传统中国看重“以命相抵”的语境中来个藉尸讹诈。赵姓之翻控，本不在寻求“抵命”，而在获财。再次，粤东地方本就存在人命私了的风俗。[19]　

　　赵姓主要目的是诈财，财从何来？莫姓早把系争田亩捐出，人命案件实与之无直接关系，且“莫姓并非殷富，家资本属无多，后为三十载讼缠，久已消磨殆尽”，赵姓诈无可诈，当然莫姓不会也不必再出钱财去私了。义学从莫姓那里取得该系争田亩的管业权，是其首事申请县令派营弁护割才造成命案，细究起来，并非全无责任，且赵姓在当地人多势大，因此情愿让出系争田亩作为赵姓人命的补偿，以免后患。赵姓本毫无道理，仅因族人之死伤，而能获得讼争数十年的田亩，无疑达到其最初目的。上述三个要件，无一不是从“常识”之中，尤其是新会的“地方性常识”中推导出来的。有这三个要件，本案才存在“大事化小”、“以财偿命”的可能。可以说，聂亦峰对本案如此判决，完全是“常识”指导下的结果。　

　　反之，如果将本案严格按照法规，以命案定拟，考虑到是“过失杀伤”，但有5条人命存在，难免有罪犯拟“绞”，[20]因此势必层层审转，直达刑部，甚至御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且该案经缠讼30余年，牵涉的前任、现任官员很多，两位开炮营弁已经押毙，证据卷宗也并非完整。[21]因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当事两造皆无太大异议的前提下，“以田抵命”当然是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本案最终判决的主旨即在于此，即判决所说的“有价不能无偿”。　

　　如果按照律例定拟，对官方的不利既如此，那对两造而言，又是一个什么结果呢？一方面，莫姓不免拖累之苦，且其地已经捐出，不管捐出之地归义学还是乙姓，除了感情因素外，别无利益差别；莫姓之所以捐出，就是为了息事宁人，不愿与人多势众的赵姓纠缠不休。从赵姓这边来看，他们不仅得不到系争田亩的管业，而且还对莫姓构成了诬告，按律应反坐。如此一来，在当地人多势众的赵姓死伤人在先，诬告反坐在后，何能甘服？势必再次向莫姓或义学滋事，进而破坏地方安宁的秩序这个传统司法审判意欲达到的最高价值。对比之下，此种“以田抵命”的解决方案对涉讼两造来说则是各取所需，将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此判决因此能够得到两造的遵从，“判而能决”，得以结案。这种“以财偿命”、“大事化小”的结案艺术之所以能够出现在判决中，是与主审官员对“常识”，尤其是“地方性常识”的体认和运用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