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主协议”模式的引入，极大地降低了衍生品的交易风险
首先，将交易商多个衍生品交易纳入到一个主体框架下，使原来需要通过多个合约来完成的交易现在只受一个协议的约束，简化了法律关系，使得多个法律关系转变为一个法律关系。
其次，主协议对衍生交易涉及的基本法律问题都作了规定，如交易当事人对其法律地位的陈述，对授权与资格的陈述、违约事件、终止事件、支付条款、承诺条款以及净额结算等，避免了单个协议由于约定不明而带来的法律风险。再次，为了便于运用主协议，相关国际组织都会对特定术语作出统一的解释，如IDSA颁布的1993年商品衍生交易定义、1995年权益衍生交易定义、1998年外汇及货币期权定义等，避免了对协议条款的歧义性理解。
最后，主协议对衍生交易涉及的诸多文件及其条款，往往会规定效力顺序以及条款的解释方法，使交易具有明确的依据。如IDSA规定，当主协议与主协议附件不一致时，以主协议附件为主；交易确认书与主协议或主协议附件不一致时，以交易确认书为主。在对条款的解释上，IDSA要求对主协议及其附件中所提及、列举的术语按照主协议的目的进行解释和确定。
三、结语
近几十年来国际金融创新迅猛发展，使金融合约的有效性越来越受到法律滞后性的制约，而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的电子化、自由化、国际化趋势的加强，则进一步加大了这一风险。据有关人士统计，在过去10年内，因衍生交易产生的亏损有一半涉及到法律风险。历史上，美国的特朗斯纳有限公司诉北美石油公司、萨罗门外汇交易公司诉托贝尔、凯丽石油公司诉DE提炼和销售公司，英国的黑择尔诉翰墨史密斯、第一能源有限公司诉匈牙利国际银行等，都是有关金融衍生工具法律风险的案例。
我国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出现金融衍生交易。2000年以来，我国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银监会颁布的《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人民银行颁布的《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远期交易管理规定》等一系列法规和政策的出台，意味着我国金融衍生交易将重新进入一个高速发展时期。我国目前对金融衍生交易仍缺乏较为明确的法律规范。有关交易的主体资格和授权，交易的代理，交易的避险性规定及其认定，交易的净额结算在破产程序中的有效性等法律风险，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英、美等西方国家及国际社会的监管措施和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