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概念源于奴隶社会的罗马法，其产生比知识产权要早得多。在罗马法中可以看到财产的不同分类方式，如不动产与动产之分在《十二铜表法》中即有规定。然而，尽管如恩格斯所说“罗马法虽然是简单商品生产时期的完善法律，却包含了资本主义时期的大多数法律权利的关系”，但罗马法并未涉及无形财产或知识产权的规定。在这一时期，由于物质资源有限，人们充分认识到了物的价值，及对其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重要意义。那时的财产观念自然限于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物，谈不上对知识产品价值的认识。由于物的占有对于实现物权具有关键意义，人们特别重视对物的占有。正如马克思在分析罗马社会和私有制时所指出的一样：“私有财产的真正基础即占有，是一个事实，是一个不可解释的事实，而不是权利。只是由于社会赋予实际占有以法律的规定，实际占有才具有合法占有的性质，才具有私有财产的性质。”
知识产权的英文“IntellectualProperty”中的“Property”可以从不同角度理解，1980年《牛津法律大辞典》解释为“财产权，财产”。严格地讲，这个术语用来指财产所有权，法律规范规定物的所有权转移的情形便是如此。在作为财产所有权的意义上，财产所有权既可以存在于有形财产中，也可以存在于无形财产之中”。从古罗马法财产限于有形物到无形财产概念的出现，反映了随着社会的变迁人们对财产、财产权认识水平的提高，也为包容知识产权奠定了思想基础。
英国工业革命后，不仅带来无形财富的思想，而且由于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在客观上为在满足人们基本生存需要的基础上考虑智力因素参与分配提供了可能。人们要求界定知识产品产权的愿望日益迫切。与此同时，作为现实经济生活反映的法律，总面临着大量的非物质的财产关系的挑战。财产的非物化便逐渐成为一股法学思潮。此时法学对产权的理解已不再是一种对“物”的权利，而是一种对价值的权利。产权概念的这种演变，使有价值的权利以无形资产的形式大量进入了财产权的范畴，如商誉、商标、著作权等。终于，在传统物权的参天大树旁，出现了一开始多被称为“无形产权”的知识产权的幼苗。时至今日，这颗幼苗已长成参天大树，正如著名知识产权法学家郑成思教授所言，“从发展趋势来看，知识产权肯定会在无形产权中占头等重要的地位，也有可能在一切财产中占头等重要的地位。”
其实，西方学者对财产法的研究进展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知识产权在财产权中地位的确立状况。根据财产的形态，西方国家学者很早就将财产分为动产、不动产和无形产三类。以英国《财产法》教科书为例，财产被分为土地、货物、无形动产、货币、基金。而在无形动产中包含了知识产权、商誉、债权，不属于债权的合同权、商业票据及股票和股份。知识产权被明确地列为财产的一种。
从总体上讲，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新型的财产形态，是商品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使知识产品创造人对其知识产品的权利意识增强，而且为知识产品的市场流通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科学技术的发展则为知识产品的利用及价值实现提供了必要条件。也就是说，知识产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在法律中作为一种财产权出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