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在这种风气熏染下，教师不敢“得罪”学生，就连起码的批评都不敢尝试，而是代之以过分的鼓励。[15]在一个校园里，当教师的人格萎缩到不敢“得罪”学生之时，很难指望这样的老师有多少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言论敢于表达出来，更很难指望这样的老师去对掌权者提出批评意见和改革建议。相反，大凡不敢“得罪”学生的老师，更不敢去“得罪”领导，这是很可怕的。国家和社会花费太大代价培养教师，正是希冀为师者培养出对国家和社会更有用的人才；花费太大代价培养学者，正是依赖专家学者为国家和社会建设建言献策，以促进社会进步、国家富强。[16]但在“乡愿”之风的影响下，教师失去了独立人格，学者陷入了圆滑，一旦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那么不管教育规模有多大，其质量必然滑坡，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也难以成为社会所真正需要的高素质人才，反而会把校园里的不良风气带到社会，形成恶性循环。
（30）真正有独立而自由思想的，并非那些不敢批评学生反而讨好学生的老师。师生关系的人身属性绝非是虚伪地相互恭维，而是真心地彼此尊重。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对学生真正的尊重，必须是含有严肃批评内容的，在忽略表扬和鼓励的同时，也不能忘记时常指出学生的缺点。至于学生是否能够暂时理解这种爱意浓浓的批评，并不影响老师对学生尊重的客观事实。由此说开去，人格不独立，思想难以独立，学术也难以独立。[17]真正有独立而自由思想的，是那些敢于表真心、说实话的人，是那些不唯上不唯权而只唯实的人。鲁慕公问子思：“何为忠臣？”子曰：“恒称其君为恶者为忠臣”，但现在社会正好颠倒了，谁言君之恶谁将会倒三辈子霉，而言君之善者，则平步青云，扶摇直上。辽宁大学原校长冯玉忠教授在其《大学已无德先生》一文中说：“大学对内‘开放’的重点是思想自由和独立思考。而独立思考的要害，是尊重和保护‘异见’；切忌‘保持一致’和‘统一思想’之类的政治纪律渗透到学术领域”。[18]
（31）教师没有独立的人格、思想与学术，则难以被尚存正直之心的学生所真正认可。教师的强势地位就会被削弱，反而在学生眼里变得“弱势”了起来。本文开头提到的师生之间的强势与弱势之分，并非人格高低之意，而是特指教师在人生阅历与知识资源占有上的整体优势。教育实践中，尽管有的学生在人生阅历上要丰富于教师（尤其是恢复高考那几年，年龄比老师大、阅历比老师多的学生大有人在；在成人教育系列，类似情况亦有），在知识资源占有方面也可能会远远强于教师，但以整体论，教师总是在这两大方面处于暂时领先地位。教师不仅要完成教授知识的任务，更要教会学生为人处世的正面道理。教学生怎么做人，固然可以单独授课（如“思想道德修养”课程），但教师在所教课程业务知识传授过程中的言行本身，更是最生动的“做人课堂”。一个对工作兢兢业业的负责任的老师，其言行举止本身就是对学生的无声感染。当然，在教育心理学上，学生会先入为主地认为教师在为人之道与为学之业上要强于自己。
（32）可是，当这种认识被现实颠覆之时，学生自然就无法再对“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产生为师者所期望的敬畏了。所谓认识上的“颠覆”，从教师一方进行成因分析，主要是教师未能真正去履行其教书育人之职，即所传之道、所授之业、所解之惑，皆不能让学生感到满意。教师作为做人的示范者、学问的点拨者，首先必须心怀善意，身怀正气，思想积极向上。试想，当学生看到教师满腹牢骚、一身痞气，或者对其上司阿臾奉承、对权力顶礼膜拜之时，教师的知识人形象会被那些不耻表现大幅度排挤。思想摇摆的学生也会耳濡目染地学会了教师所传之道。在当下的校园里，社会上的不良风气早已吹进。学生从小学一年级就懂得掌权的好处以及权力斗争的艺术，往往为没当上一官半职而在家长面前哭闹不停；随着年级的升高，“校园政治”会趋于明显，特别是在大学校园，大都成年的学生对利益交换心知肚明，对一些功利之物有着似乎本能地热烈追求。[19]
（33）认识上的颠覆正是学生对教师产生失望之时。如果教师在传道授业解惑上无法满足学生的合理需求，那么就甭再指望学生回馈多少尊敬。此时，教师的强势地位就不再是为人之道与为学之业上的优势，而仅仅残存被不少老师视为稀罕之物的“权力”了。按理说，除非有正当授权，教师的权力只能限制于道业上的暂时优越状态，而不能由此任意扩张，更不应将职责和义务强扭为权力。但在教育实践中，确恰恰有部分教师将肩上的“责任”强行变为掌中的“权力”，甚至还有个别教师利用这种权力对学生进行或明或暗的“报复”。[20]作为人民教师，如果小肚鸡肠，将江湖社会中的“打击报复”搬运到校园里，对“得罪”自己的学生施加压力，给予不公正待遇，则无异于痞性十足的街头小混，教师形象必然大打折扣。
（34）不仅有教师的原因，学生的思想及行为也在左右着师生关系的变化。整体而论，现在的学生尊师重教爱学的观念大不如以前。一方面，与从小所受家庭教育有牵连。心理学与教育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从小娇生惯养欠缺健康修养者，在遭遇重大挫折翻然悔悟之前，往往在自我定位、人际交际、处世态度方面，没有足够高的情商，自我意识过重，面对与之交往的人，难以有关系意识。在如此“质素”水平下，这样的学生往往经受不起批评和失败，并且往往将自己的缺点和失败责怪于他人。由此而来，一旦老师无法满足其虚荣心，则立刻会对老师产生偏见，甚至恨之入骨。[21]二方面，与成长过程所经历的信息包围及社会风气熏染密切相关。越是年轻，接受新生事物的意识与好奇心越强，接受能力也不低，很容易将这些新生事物包括另类观点与行为镶嵌到自我意识中，并且不自觉模仿或者运用到自己的人际交际行为中去。三方面，学校宽松的教育环境，对学生的积极向上与奋发图强意识的培养构成不利。“严师出高徒”在现代校园里并没失效，只是严师太少，松师太多。同样，“严校产高才”，培养与管理一旦疏松，高级专门人才则难以产出。以高等教育为例，现在的高校招生与毕业几乎是“宽进宽出”，尤其是“宽出”，竟然成了为招生助威或添彩的招牌。一些本来根本就没资格毕业的学生，采取灵活变通的办法，使其顺利毕业，与那些品学兼优的学生同等拿到毕业证书和相应学位，从而导致高校生产出来的“产品”鱼龙混杂、良莠不齐。[22]四方面，学生自身不注重思想道德修养，疏于对自我的严格要求，行为举止不文明者一旦到了随处可见的程度，校风直接会成为“问题”。同时，如果学生对知识、对文化、对科学、对技术根本就缺乏尊重意识，甚至极端地把这些精神财富作为制约自己玩乐享受的阻碍因素，那么，对待传授道业的老师，也就很难去尊重了。相反，在这些学生看来，老师只不过是除了书本什么也不懂的“书呆子”而已，上课时稍微一瞅，下课之后断然分手，毕业之后更是遗忘到永久。
（35）从社会大环境对校园的影响以及教师自身不能以身作则、学生缺乏尊师意识等角度，造成师生关系淡化、异化和恶化的上述成因无疑是不容忽视的。然而，在教育系统内部也有千疮百孔等待修补。许多教育行为根本就缺乏规范治理，如中小学的各种课余辅导班，现在已经非常普遍并且有的已经严重发生变异，说穿了，好多课余辅导班开设的本质就是在本职工作之外赚取物质收入，给正常的教学秩序带来冲击，出现“上课像条虫，家教像条龙”的局面。[23]
（36）又如，盲目的普通高校扩招，使大部分适龄大学生共同拥挤到大学校园，职业学校及其他教育培训机构尤其是社会紧缺的岗位，没有足够的培养单位和毕业生源，从而导致结构性矛盾一时无法克服。这种现象直接使“因材施教”成为空谈，出于教育成本节约的需要以及教育资源有限的制约，现代的大学课堂多是“大餐”型集会，而少有“小灶”型座谈。即便是研究生教育，也难免扩招带来的上述弊端，照样是大集合、大聚会，一言堂。导师制的设立及推广，其初衷是贯彻因材施教，但由于导师数量有限，学生数量无限，因此只能勉强对付，一名导师指导一群学生，有博士后、博士、硕士，还有本科，实属正常。[24]如此实践，教师其实根本无法真正做到“因材施教”。
（37）再如，不少高校的学生管理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也存在显著的硬伤。院系主任本是一系之长，却很少和学生接触，也不给学生上课，学生甚至连系主任是谁都不清楚，[25]学生工作完全由书记副书记负责，管理的内容也主要是“搞活动”，当“活动”压倒一切时，上课与学习就会变得不再重要，任课教师的有无对学生来说意义无法超越那些课外“活动”，道理很简单，“活动”可以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但上课却只有交易成本，却没有交易成果。于是，师生关系自然惨淡。[26]顺便提一句，以“活动”作为大学生生活光彩的回忆是胸无大志的表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以为参加了不少活动就提高“综合素质”并能驰骋于大千世界，那是十分荒唐的浅薄想法。另一方面，不少高校行政管理部门衙门化、管理（服务）人员老爷化，各个部门都是“小中央”，原本为教师提供服务的部门变成了“管”教师、“挡”教师的、“压教师”的统治机器。如此等等，使教师的地位降至最低，就连学生也会清晰地认识到这样的现实。[27]凡此种种，无疑师生关系只能在表面上勉强维持。而在事实上，如果学生原本缺乏尊师之意，或者老师也无心认真指导，那么，师生关系也仅仅止于表面了。严重一些的，甚至连表面的师生关系都懒于维系，随时可以揭去这层脆弱的面纱，撕破脸皮相互骂娘，或者法庭上舌剑唇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