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北大保卫部门抱怨现在的“验证通过制”效率低下，并酝酿采取“刷卡通过制”直至终极意义上的“预约登记制”时，笔者感到特别的荒谬与悲哀。保卫部门有这样的权力如此地改变北大吗？获得短期的“单纯与安全”利益，是否足以补偿北大自由与开放传统的失落以及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目标的远去？对于学校保卫部门所谓的“安全与秩序”，笔者以为维持原有的图书馆禁入、食堂禁食（即不再办理加收手续费的临时饭卡）以及宿舍的刷卡制度就足够了，北大校门的奥运措施的延用是不必要的，其最终的“预约登记制”将行人与车辆同等管理更是荒谬。如果说任何管制都需要理性，那么北大就应该完全抛弃奥运措施，回归奥运前的常态，将学校建设的重点转向学术，而不是不断追加安全级别，将北大设置为一个孤岛。我们感知到特别明显的吊诡，国家在日益大气和开放，北大却在日益小气和保守。
大学管理的本质不是安全，而是促进学术，为了管理而管理，并且迷信各种技术手段，只会不断挤压大学的自由精神命脉。鲁迅曾经说过“北大是常为新的”，这是北大的本质与朝气。“管制式”校园对宏观的北大精神与微观的个体情感的伤害是巨大的。笔者根本性地反对北大现行乃至远期的管制措施，北大的良好状态应该是奥运之前，奥运只是一个插曲，北大自由与开放的传统才是主题曲——插曲过后，北大应回归主题。
四、结语：奥运制度遗产的去留
上述两个关于奥运措施延用的具体个案的讨论给我们展示了奥运制度遗产去留问题上的复杂性。机动车限行由奥运紧急状态下的管制措施转换为常态下作为公共政策的管制措施，并进行了重要的方案修改和试验，部分地提出了公车改革的议程，如果我们不是简单地诉诸政治哲学、道德判断和宪法论证，我们就会认同这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一种正常状态。但值得注意的是，限行对公民权利的负担应该与公车特权以及政府公共服务的责任相平衡，政府应聚焦于北京交通改善的完整议题，从限行开始，侧重公车评估与改革，削减公车数量，促进科学合理行政，同时改善交通规划，发展南北主干线和地铁（城铁）网络，优化公交服务，建立交通改善系统框架和明确的政府责任。新的限行令对公民权利的限制强度宜保持在现有水平上，不应再加大，并在公车改革和交通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放宽对私车的限制。北大限入不具有上述的公共政策背景与基础，只是奥运管制思维的简单继承与强化，却没有注意到北大的自由开放的传统与北大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在精神性上的建构需求，实为不当。北大应该回归传统，回到奥运之前的管制水平，开放校门、讲堂和校园空间，使北大重新获得正面的社会形象，并在校外文化资源与力量的补充和刺激下进一步强化作为北京学术与文化中心的地位。现行管制措施及远期的“预约登记制”是一种对外的歧视心态和对内的父爱主义，其管制理性不过是“中学管理”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