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北大限入：模仿、错位与精神悖反
北大在奥运期间与北京市分享了所谓的紧急状态法理，北大在紧急状态里不再是一个校园，而是一个奥运分赛场（笔者在早先的一篇文章中曾谓之“兵营式的校园”，在奥运的特殊时期，惊愕之余尚能理解）——这直接提供了北大校园管制的正当性。但北大毕竟不同于北京市，它没有那么严重的交通压力，它要创建的是国际一流大学而非国际化大都市，而这一目标要求北大的恰恰不是限入（封闭）而是开放。事实上，目前的管制乃至远期的预约登记制也与北大传统里的自由品性格格不入。北大试图模仿北京市延用奥运措施，但却出现了与自身定位及建设目标的精神性冲突。
实际上，从奥运结束的那一天起，北大就已经与“奥运分赛场”的身份相分离，与奥运精神和国家需要相分离，重新回归自己的常态传统。北大的常态传统到底是什么呢？无论是师生坚守的蔡元培式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还是校方从北大胎记里辨认发扬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作为一个学术与文化中心，而不仅仅是中学式的教学场所，北大都应该是自由的和开放的。管制措施里所认定的“社会人员”，这一概念本身就包含了一种身份分类法和歧视可能性，默认了北大校内人员的等级位阶。事实上，作为一个在北大已有两年学龄的学生，我热爱北大之处即在于其自由和开放，在于北大丰富的讲座、研讨和其他文化活动中可以自由地遭遇并获得校外文化资源的补充。据笔者的交流学习经验，北大周围活跃着一批思想青年与民间学者，他们的学识与志趣不在北大学生之下，甚至超过许多学院派的教授——他们之所以活跃在北大周围，并选择性地参加北大的一些学术活动，就是认定北大作为学术与文化中心的地位，以及作为这种地位的前提与保障的北大的自由性和开放性。没有这样一种对外自由与开放的心态和实践，北大将注定在一种日益封闭和保守的气氛中走下坡路，其在基本精神上就是违背世界一流大学标准的。作为北大学生，谁愿意看到这样一种前景呢？在这种不断加强的管制之下，北大俨然成为“管制性校园”，这对于北大的社会形象将产生摧毁性影响。而对于普遍的管制，初入北大的学生会产生一种情感伤害，他们将从来没有机会看到真正的大学，他们只看到一个与普通高中没有多少区别的所谓“单纯与安全”的校园。如果说北京市新限行措施反映的是北京市政府积极探索回应交通问题的公共政策思维，那么北大限入措施的强化所折射的则是北大管理者的家长制心态，是对北大自由传统和北大学生自尊人格的一种制度性否定，同时也是对所谓北大精英主义的一种扭曲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