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复兴与成熟之间——写在北大法学社成立25周年之际
田飞龙
【全文】
如果成熟主要是一种对道德与意义的自觉，那么很难说现代人比古代人要早熟——信息的世界大了，意义的世界却小了。所以现代人在成长中有着更加迫切的需求去真诚地寻找意义。但无论如何，25周岁都应该是一个坎，一个要做出大致结论的时间界限。
幸运的是，我与法学社同年，都在25周岁的坎上。作为个体的我可以有效累积指向成熟的步履，但一个社团，无论如何人格化，都与真正的人格成长有别。法学社本质上只能是一个“活动场域”，积极的时候确实有些像“人”，消极的时候只像“空气”。法学社25周年社庆，前任社长，我的师弟阎天曾经策划了规模宏大的纪念方案，但终于难以落实。这里有很多的实际困难：首先是社团几乎每个学期都在“换人”，从社长到社员，于是每一次更新都是有一次重新成长；其次是社团历史缺乏整理，寻访联系竟有好几年断档；再次，社团本身在25年间的发展历经坎坷与转型，论及传统，则尚难确认。尽管有过惊人的辉煌（如2000年前后），但最重要的命题总是是当下，包括所谓纪念也意在当下。纪念些什么？又展望些什么呢？
找来20周年社庆时杨帆学长的一篇文章《反思与展望》，里面谈到法学社的历史性问题，很浪漫地认为法学社已经进入一代法律史。激动之余，总有一个疑问：哪本关于改革时代的法律史记载了法学社？攀附总是包含着理想的期待，这也是北大法律人理想的责任气质的体现。前二十年的所有特点，尤其是闪光点，这里也许没有必要再重复——因为杨帆学长的文章已经提供了一种自我确认的历史。我们只需要有自己的历史就可以了，是否进入大的历史不是我们自身，也不是此在的时代可以论定的。作为晚近接触并与法学社有过休戚与共“故事”的北大法律人，我仅能对最近两三年法学社的历史作个见证。
我想用“已经复兴”与“正在成熟”来概括最近两三年的法学社。
如果说《法律之春》的年代和《北大法学评论》的年代代表了法学社作为学术性社团的光荣与梦想的话，自2007年初复刊（兼创刊）的《未名法学》则是法学社学术本质“复兴”的标志。成熟的学术类社团必须要有一本像样的社团刊物，该刊物需要反映本社团成员对本学术门类的基本理解并以相应层次的学生学术水平反映出来。《未名法学》坚持学生性与学术性两个基本点，这有利于形成自身的刊物特色和生存空间——专业学术性使其区别于《北大法律人》，并立足于反映研究生的学术水平；学生性使其区别于《北大法律评论》。尽管法学社骨干成员，特别是编辑部成员的努力，本刊在2007年度相继推出了第1、2期，其中第1期已经在北大法学院首页的“院内期刊”中发布，其稿件质量与数量都得到了较好的反映。通过编辑部的具体工作，不仅编辑们的工作经验与合作精神得到很大提升，而且密切了与本院高年级本科生及研究生的学术联系，逐步克服了法学社前期发展里过度倚重本科生的状况。目前社刊正在酝酿推出第3期。因为吸收编辑与约稿的关系，法学社已经在本院研究生中具备了较大的影响力。所谓“复兴”当然不仅仅是社刊的恢复发展，还包括品牌学术活动的持续推进。由于我本人及阎天、曹志勋等均为公法专业背景，所以法学社这两年曾被戏谑为“公法学社”——这也无所谓，重点发展总比全面平庸好。法学社“公法的生活化”系列学术论坛自2007年3月张千帆教授作了题为《宪法变通与地方试验》的第一讲之后，目前已经陆续推出了15场。“公法的生活化”的命名灵感来自于本人和硕士阶段导师王锡锌教授的一次宴会上的随意交谈，王老师从其长期从事的公众参与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活动中敏锐地觉察出功法的生命力在于“生活化”，这给了法学社创立品牌活动的思想契机。该系列论坛每期都精心策划，将我们时代重要的公法学理论与制度问题转化为面向实践的主题策划，针砭时弊，建言献策，真诚互动，给学生们展示了一个“生活化”的公法学图景。由于2008年之后中国将进入以政治转型为核心命题的“公法时代”，我们认为法学社的这一主题性学术论坛切中了时代脉搏，也因此而具有面向未来的更强的学术与实践价值。也确实，通过各种非正式的调查，该系列论坛对于培养法学院学生的公法素养和趣味起到了单一的课堂所无法替代的作用。当然，既为“法学社”而非“公法学社”，私法也不应偏废。阎天社长的中后期开始在学术活动组织上向私法倾斜，也取得了初步的成绩。除了正式的学术讲座，相对轻松活泼的青年学者沙龙也逐渐发展起来，如不久前举办的青年学者箫瀚的“公民不合作运动”的沙龙就很成功。因为本社团的学术判断力与组织力得到了“复兴”证明，与院里一些重要的学术机构的合作也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如与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中心（CPPSS）合作举办“法治与公共政策每周评论”，与雅虎—互联网法律中心合作举办“互联网法律与公共政策论坛”等。以复兴获得合作，以合作带动复兴，法学社在一两年之间逐步成为法学院最有活力的学术社团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