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心态固然是好的，但我们考察历史，就会发现汉、唐的兴盛和不朽的根本原因在于那个时代的伟大精神，伟大的精神创造伟大的文化，伟大的文化塑造伟大的人格。可如今这个世界并不伟大，世界已经连为一体，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容易遗忘和被人遗忘的时代，每个人所能做的是已经很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大国心态”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充其量只是财大气粗而已。因此，“九七”之后，国民一方面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真正重现往昔的强盛；另一方面，敏感的学者已经意识到了那种强盛的一去不复返，虽然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依旧存在，但它们却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进行着磨合，香港、澳门的先后回归更是加强了这种磨合的速率。“一国两制”本身就是文化包容性的一种体现，然而现在文化逐渐失去了类似于宗教的仪式和信仰，在理想和追求越来越平庸化的今天，我们所能做的只有政治的包容，而非文化性质的包容。
这一趋势也反映了近世以来国与国之间关系开始倾向于征服与被征服，以资本的输入作为文化交流的先导。面对这种趋势，我们的国民是否还应盲目地追求将中国建成一个更强大的国家？一九九八年年初，当香港回归带来的热潮已经散去，人们的生活走上原来的轨迹的时候，国民心中仍然在疑问台湾问题什么时候能够解决？因此希望我国尽快地发展起来，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和富强。现在看来，正是当初那个美好的念头带来了今日的繁荣，也带来了繁荣背后每个人那虚无的心灵。他们都在不停地复述：弱肉强食，本就是这个世界的法则。
六、成长与蜕变——八十年代出生的孩子们
虽说我也是八十年代出生的，但我总觉得自己与“80后”有着一种天然的隔阂，因为属于那个年代的关键词，我都没有。如果要我用一个字来总结自己的童年时代，那只能是“穷”。处于中国大陆内部的甘肃无法在第一时间尝到改革开放的甜头，在最初的二十年里，这里只是分到了改革开放的一碗羹，换而言之，解决了温饱问题。正因为如此，一九九八年在我映像中很深刻，因为那一年我们县城变成了一个大工地，虽然乱糟糟的，但终于开始改变，改变那种每天在麦田中对着夕阳发呆的情景。因为对于一个农民来说，麦田象征着一种无法逃脱的命运，而不是希望。如果现在有人问我：“你们家什么时候生活开始富足起来”？我会很老实地对他说：“不再种麦的时候”。记忆中我们这一代人是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长大的，但现在几乎已经听不到有人唱这首歌了，人们谈得更多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教化在从九十年代到新世纪的过渡中逐渐淡化。我们的成长见证了中国由计划经济走入市场经济，虽然当时并不理解这两个词的含义，唯一的印象就是家里留存的两张旧粮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