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上所说的这些，大多数在十年前的中国都已体现出来。而一直延续至今的话题：产业工人、农民、农民工，他们的社会角色转换问题也就明了了，中国出现了拥有土地的产业工人这一现象并不奇怪，它是中国社会未经资本主义而直接达致社会主义所必需要经历的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角色，是社会资本对农民的产业化改造，而这个改造本身只是一个过程，农民工群体随着社会的发展必然会消失，进而转为彻底的产业工人，社会的利益分配机制和福利政策也将随着这一转型而更加完善。十年前的农村改革自然无法与今天同日而语，但现在看来，当时每一个农民的外出就已决定了今天的转型之路，十年之后，我们的道路又会怎么走？或许现在也可以看得出端倪。
三、大众精英的兴起——教育产业化之下的知识分子
一九九八年的夏天，宁县城里艳阳似火。就在这一年，全县有更多的高三学生要参加高考，也是在这一年里，国家的大学扩招政策进一步稳定下来。这意味着更多的国民可以接受高等教育，但也意味着大学必需转变其办学理念才能够适应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因为从整个社会需求和教育制度的设计来观察，我国已进入了人才的“批量化生产”阶段。
这是一个喜讯，还是一场不可避免的劫难？当年谁也没有料到这样的人才生产模式能将我们的国家引入一个怎样的时代，但事实是，国家有更多高学历的人才，从一九九八年到现在，十年以来我国几经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并不能说能这群新增的知识分子贡献了什么，因为从这代人的成长历程上看，以后的二十年才是他们创造自我价值的关键时刻。但这究竟是怎样一种生产模式呢？相比于其他国家，我们更注重学校教育，因此可以将学校看作一个封闭的工厂，而老师就成了生产每个零件的工人，校长则是老板。从这个角度来讲，一个学校不断培养出优秀的人才的过程其实是一个连续盈利的过程。这个老师教语文，那个老师教数学，还有一个教外语，这可以看作是一个明显的产业分工问题，与机器工业生产不同的一点则是由学生自己将这些零件装配起来，考试成绩则成为了检验这些产品是否合格的标准，不合格的学生将被提前投放到社会里，或者是重做。因此当我国的改革开放二十年之后，产业规模的扩大需要更多的知识分子来参与社会生产时，学校的生产规模也就必须扩大，这就是上个世纪教育产业化理念的一个基本模型。
这一人才的生产过程最大的缺点正是由于将教育全方位的面向社会，依社会的需要而“订单式”的生产人才。事实上，自古以来教育就是与社会有一定距离的，它更类似于手工业，需要精雕细琢。十年之后当我们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之后再去回顾历史，未免当年有些太过匆匆。让更多的人进入高等教育引发了知识分子领域的“通货膨胀”，直到今日，逐渐演化为新的“读书无用论”。当学生们经历了十几年的埋头苦读从大学毕业时，突然发现社会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需要他们，他们大多数人只是这一产业化过程所生产出的合格品而非一等品或优等品，而现实中有很多非现行教育体制所生产出来的人，他们却是资本的所有者。可以看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系列的教育产业化一方面满足了改革开放对于人才的需求，另一方面，也降低了人才的标准，导致了教育界现在面临的许多问题。或者说，当人才的培养目标指向资本的时候，传统意义上的知识精英是无法诞生的，要诞生就必须游离于现存的教育体制之外，而体制外的贡献往往是人们容易忽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