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我国的产业结构转型已经初见成效，因此当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因不适应市场潮流或转型或倒闭之时，农民工又会涌入这一类型企业中的其他企业。可以看出，近年来农民工更多的胜任于餐饮和服务业的某些职位，也就是说，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同时，产业工人因为知识和技能的匮乏而不断游走于技术含量较低的职位之间，在产业结构转型的夹缝中寻找着自己的生存空间。正是在这一种形势下，更多的农民涌入了大城市，他们的生活、福利和利益分配都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在今天依然存在，只不过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距离那个二十年前“资本再临中国”的时候起，每一个国人的命运都被资本所缠缚，具体的影响只是时间问题。
如果说农民涌入城市成为产业工人有可能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我是相信的。但如果说这一转变能使他们改变自己及其后代的命运，那么这种说法就具有很大商榷的余地了。虽然在现在看来，现在的农村与十年之前相比确实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农民依旧是农民。也就是说，虽然国家将农村改革的重点放在了制度上，但要使农民真正富起来，则还需要在观念上做文章。一言以蔽之，让农民意识到自己不再是农民。中国由于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使得农民长期以来处于被压迫地位，与土地不可分割的联系与其说是一种感情，不如说是一种无法逃脱的命运，所以农村改革的实质在于将农民对于土地的人身依附关系变更为契约关系，而这并不只是依靠制度就可以达成的，更需要前文所述的“观念的超越”。而在社会生产方式已大大变革的今天，如果说这个社会还有什么牢不可分的关系的话，那是不可能的，即在当今的社会生产方式之下，农民已不复存在。长期生活在农村的，要么是农业资本持有者，要么是工人。农民只是封建社会所遗留下来未改造的一个历史职业而已。其实在从一九九八到二零零七这十年间，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的生产方式是如何一步步改造农村、改造农民的，耕作已渐渐不再是农民的主业，因为“资本再临中国”实质上是要将社会生产领域的所有行业都进行产业化改造，这也是改革开放的两个任务的其中之一，另一个是将中国经济完全的与世界经济联系起来。
正是基于改革开放的这两个任务，才出现了当今国内国际的两种局面。而一九九八年，正是我们国家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了二十年之后，初步完善了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具备了进一步前进的实力，需要正式开始面对这两大任务的时刻。当我们在十年后回过头来再次认识昨天，回顾过去十年间我们两大任务的完成程度的时候会发现，过去我们的发展颇有盲目性。
